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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故意先不发表意见,坐看着他们的争论,很显然,容闳一派是占据了上风,事实上,他们的想法也符合曾纪泽的意愿。但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凡事都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想要激进改革,一步到位,那势必会引起更为激烈的抵触。
争论到这个地步。已经接近目下言论的底限,曾纪泽觉到到了该出来打圆场的时候,便挥手示意众人安静,他很是轻松的说道:“你们说地都很有道理,但嘴上说得功夫不算,还必须要有实践的效果来支撑才能证明谁的更正确。这样吧。官督商办的厂子,咱们也办了不少,这轮船局嘛,不妨就试试让商人自己打理。办好了,那就证明是正确的,以后也就可以大力的推广,办差了损失地也是那些商人的钱,也就当买了个教训。”
曾纪泽没有一竿子把任何一方打死,既然只是说试一试。那就是说还有继续探讨可行性的余地,李鸿章、钱鼎铭等人便也没有了异议。
商务司的暂时负责人钱鼎铭,遵照曾纪泽的指示。开始了对上海民间船运业的整合活动。目前上海一共有二十多家私营的轮船公司,这些公司的轮船要么只是为自家生活的运输服务,要么就是挂在洋人企业地名下,总计约有蒸汽轮船二十五艘,传统的木制帆船五十艘。零散经营时显得势单力薄,一旦整合起来,却是规模庞大,可以超越任何一家在华的外国航运公司。
曾纪泽地政策已经放宽到了极点,他承诺官府将不对轮船局的经营、人事任免做任何干涉。只需要轮船局名义下隶属于商务司,为的是应付朝廷方面的质疑。
这些船运个体商们深知航运业中存在巨大的利润,他们相信如果官府向本国的商人开放这一块的经营权,他们一定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从洋人手中抢回市场。只可惜满清朝廷极度保守,他们自入关以来,就实行严格的禁海,他们似乎很害怕他们统治下地汉人驶向广阔的海洋,了解世界的变化。所以。他们宁可让洋人大把大把的赚中国人的钱,也迟迟不肯向自己的臣民开放市场。
无奈的商人们只有依赖于洋行名下,从事着一些边角利润的小规模船运。而现今,他们看到了希望,是曾纪泽给了他们希望。
商人们在商务司的协调下,很快达成了组建轮船局地意向,将近有十八家公司决定加入,新组的轮船局将拥有二十艘轮船、四十一艘木船,总计六十一艘船的庞大规模。
尽管曾纪泽完全同意企业运营市场化。但在战时状态下。他怎么可能放松对轮船局这样重要行业的控制。不过,他一直以来所做的。只是渐逐的弱化“官”的性质,让官府从掌握者,逐渐的退出到监督者的身份。
曾纪泽决定让自己信任地人,成为轮船局地最大股东,他选中了朱其昂。这个精通洋务的前买办本身旗下就有一家挂在洋人名下地轮船公司,拥有轮船三艘,木船七艘,他在船运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事实上,在原有的历史中,朱其昂受李鸿章之命,成为了官府主导的轮船局的总办,多年之后,成为了著名的船运业民族实业家。
曾纪泽以私人的名义,借给了朱其昂七万两银子,使其收购了另外两家船运小公司,让他成为入股的商人中,资产规模最大一家,于是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新成产的轮船局的总办。
曾纪泽的慷慨也不是无条件的,他借出这七万两银子,是要求朱其昂以其在轮船局的全部股份做抵押。也就是说,曾纪泽有权力在任何时候,以某种理由收回轮船局的直接主导权,朱其昂说白了只是一个打工者而已,曾纪泽才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
不过朱其昂的打工者的报酬却是丰厚的,虽然他的股份全部抵押在了曾纪泽那里,但只要曾纪泽不没收那些股份,那么他仍将拥有那些股份所应得的全部红利。曾纪泽相信在这样的利益激励下,朱其昂没有理由不拼死不拼活的把轮船局做大做强。
在商务司的建议下,经过股东大会的讨论,新成的轮船局被命名为上海东珠轮船局,朱其昂任董事长兼总办。东珠轮船局成立之后,曾纪泽通过行政权力,将淮军军需运送,工厂采购材料运送,江苏漕运等运输项目,全部拨给了轮船局。
根据官方运输的需要,上海东珠轮船局总部设在了上海,另下设三个分局,分别为武昌分局、徐州分局和苏州分局。前两个分局主要是为从武昌、徐州运送工厂所需材料,苏州分局则负责漕运,而上海总局则主要负责淮军军需品的运送。
随着淮军的扩张,以及曾纪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