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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又如何呢？说来话长。与通常的印象和传闻不同，除了暴饮暴食的机会多一些外，匪众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状况，未必能超过普通自耕农，很少有财富积累，其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又苦于自耕农。这种基本估计，与大多数土匪向往招安，愿意“吃粮当兵”的状况也是吻合的。当然，匪众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红中占大股。当年梁山泊好汉分红也是如此，抢劫来的财富，留寨50％公用，其余50％再一分为二，11位头领分一半，七八百个喽罗分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达六七十倍，还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来得平等。

以38％强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搏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

什么人愿意做这种死亡率将近40％的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1917年1月至12月，被枪决的108名盗匪出身如下：

1。无业游民38人。2。苦力21人。3。士兵19人。4。农民8人。5。小贩5人。6。匠人4人。7。佣工和商人各3人。8。伙夫和工人各2人。9。医生1人。

另据陆军部档案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1105人，其中：1。游荡无业860人。2。当兵70人。3。佣工苦力53人。4。务农33人。5。其他78人（包括手工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等）。被处决的1000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

在这两份统计中，农民都排在第四位。请设想一下，假如刘某被地主夺佃了，失去了命产，而他又没有别的本事，眼前还有什么出路呢？一是卖命当兵，二是卖力气当苦力。这恰好就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这两个行业虽然没有命产，却能“以身为业”，用血汗换取命资。

再设想一步，假如刘某被军队遣散，或者被老板解雇，他却如何是好？这时候，刘某的身份就成了无业游民，即土匪的最大来源。当时的无业游民，大体是挣扎于血线之下的社会集团。在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由此看来，刘某为了保住佃权而当临时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沦为专业土匪的意义。奈何行事不秘，引起了佃权竞争者的怀疑，风险陡然增大，被迫转为专业。

卖命的计算之二：制度建设

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下通知（飞叶子），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关东马贼》介绍说，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仗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山门河口等地方设立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加以提成。他们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喽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报官者命运难卜。

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多得很。匪帮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渡口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经过者必须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则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够坐吃，土匪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冒险抢劫。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抗者，赶走竞争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舐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

海盗的情况也是如此。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90年…1810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穆黛安在《华南海盗（1790…1810）》第五章中介绍了“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