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页)

令部。我当时兼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陪同陈公博迎接。汪这次穿了一身崭新笔挺的呢子军装。他那个书生派头身板单薄好像架不起军装，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样子很不带劲，很做作。我看他这样是学蒋介石，想通过清乡抓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参谋处长、封锁处长分别汇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一些禁烟、禁毒、禁赌的情况。然后汪发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诚合作，坚决和苏俄、英美斗争，坚决###，彻底剿灭共产党游击队。

第五次见汪是1944年5月间，陈公博让我和吕琪（司法处长）、日本人科长山本等4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时代表他去东京看望在东京住院的汪。我们经山本联系，先在外间见到陈璧君，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我们进入病房，向汪鞠躬，问“汪先生好”，他点点头。汪面色不怎么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样子，但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听汪身边的人说，也看到汪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汪伪圈子里的人都说汪有风流野性，但实际上风流不起来。因为陈璧君看管得非常严。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包围汪，除工作时间外整天和他说说笑笑，让他接触不到外边的女人。陈璧君对汪伪的什么事都干涉，她随时掌握汪的行踪，检查汪的警卫，因为汪曾遇刺，她是吓怕了。同时她也是在照顾的名义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说不出口，只能听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动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不放，言必称国父，就是孙中山如何说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照孙中山的意见办的，对于没有政治信仰、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有一定诱惑力、欺骗性。二是###，他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仇视。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给人一种对蒋留有合作余地之感。

陈公博其人其事

我同陈公博接触最多，在汪伪圈里，人们传说陈有两大亲信，一是吕琪，一是我。

我同陈公博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1940年5月，我任南京伪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一次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主持会议，一些伪立法委员就立法院的“立法程序”是否要“三读通过”发生了争议。我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过法律，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发言说明，立法院的一般条例不同于国家的法律，无需三读，那样太烦琐。陈公博学过哲学，爱好文学，但他法学是半瓶子醋。当即对我点头示意，带头鼓掌。第二天陈叫我去他办公室，称赞我是个法律专业人才，鼓励我今后要多负责任，多做工作。

我同陈公博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陈的贴身秘书莫国康。莫是陈公开的情妇。莫在上海有一套花园洋房，陈每星期都去。莫不漂亮，打扮也不妖娆，但长得小巧玲珑，有优雅风度。她是北###学院毕业，有政治野心，想借陈谋取更大权力，不是当花瓶的那种人，人称“莫委员”。她每天早上为陈公博安排一天的公务程序，但常常和陈在办公室一谈就是半个甚至一个小时，一些在汪伪政权有地位的人找陈也只好等。我对她就此提出：这样对和平事业、对陈先生都不好。她居然听了，还和我说她是有学问的人，愿意和我这样有学问的人常谈谈。莫还负责帮陈看各种报纸、杂志，每天归总一下定时向陈汇报。我又给她出了个主意，重要的应摘录整理，让秘书打字装订好呈陈，还便于长期保存，积累资料以备后用。她接受了，陈也欣赏。我则借此取得了不少情报。从此我和她经常同时同车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汪伪圈里不少人立即有所议论，说我同莫怎样怎样。但我同莫保持严格的同事关系。陈在一次同我谈工作时谈到莫，我说我同莫是同学，都在陈身边搞事业，情如兄弟姐妹。陈表示，我对部下的私生活从不干涉，你同莫委员的交往我非常了解、非常放心，但是人言可畏，还是注意为好。从此对我更加信任。

陈对人对事与汪不同。汪处处以领导自居，不太过问具体事。陈实干，凡事打破沙锅问到底；说干就干，忙起来，一干半夜，批文件很快，吸烟一支接一支不断。他对汪死心塌地，汪也把他当二把手，不是当一般下属。别人，包括周佛海也承认他二把手的地位。陈谈得最多的是“一定要在上海搞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都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当然他实际根本做不到。陈公博自己就用私人。他让莫国康的弟弟莫雅德担任清乡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