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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的根据：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一条是“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择跟着志趣走；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出伟大，这也就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如果用来建构史观、指导历史叙述却极其困难。

“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是人类进程的一种必然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国目前转型进程的关键任务。

人的管理，实质就是欲望的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欲望的释放与管束。释放欲望，可以激发人无穷的创造力；欲望的满足可以带来幸福感，欲望的不满会带来痛苦。于个体而言，欲望满足往往是暂时的，而痛苦却是经常的；于群体而言，欲望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因此，欲望这把双刃剑需要约束。

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寻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证社会运作的正常，保证人们痛苦的减轻与幸福感的增进。在这个找寻过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贡献了智慧，其中一些幸运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并成为约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时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在约束人的欲望。

在释放与约束消长往复的漫漫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神龛，不同的是龛中的“神”不同。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中国人心中的神龛中没有一个具体的神，但神龛却不是空的，仁、义、礼、智、信居于其中，它们是中国人心中的“理神”。与其他民族的神一样，起着约束欲望的作用。

当约束欲望的价值观成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时，约束自己的欲望的人可以由此获得内心的自我犒赏和社会的精神犒赏，于是产生极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要变成另一种欲望，宗教或道德也获得不依存于物质得失的发展动力，对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类也渐渐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动物。但是，当现实得失与精神价值有巨大落差时，就会出现对价值的怀疑，这就是“司马迁之惑”。

人类总是在释放欲望与管束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标准，想建立一个价值理想国，社会将丧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实用主义的标准，以绝对的利益得失比较，社会即使在短期内获得发展，也将陷入物欲横流，“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的境地，最终走向破产。

今天读《史记》，我们可以推断，面对困惑的司马迁做了两个决定：其一，为《伯夷列传》做总结时，完全不纠缠于天道存否，伯夷、叔齐贤否，而是绝对实用主义地总结出，伯夷、叔齐、颜渊如果不是孔子称道他们，他们将寂寂无名，所以结论是，凡夫俗子“非附青云之士”，名不能留于后世；其二，司马迁在修史中所持的观念，虽在轮廓上是儒家的，但其价值观更多实用主义的成分，例如他对人的私欲的认识。

当然，这些年过去了，我们也应看到，“神”被换了几轮的中国人心中的神龛，目前多是空的，从历史规律来看，这样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呼唤幸福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折射出的，正是认识人生目的的渴望、对欲望制衡的渴望。这时，传统文化的热潮就显得那么自然。

女子穿开裆裤的汉朝后宫

言语如剑

汉灵帝（156…189）刘宏，东汉皇帝，公元168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

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口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自己，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宫中众常侍及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