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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颇认真又与众不同的讲课风格也让学生感到新奇。我教小学美术、初中语文和高中政治，跨度极大似乎还都能胜任。我从孩子们天真又灿烂的脸上感到学生对我真诚的欢迎。我的小屋成天都有学生叩门。要我教他们画画，看他们的作文。也有小精怪一样的小女生，经常急急敲门，待我开门时又像一群小鸟似的逃之夭夭。学生们带着好奇和尊敬“供奉”着我，却不知他们的老师心在别处。

我天天都在设计庞大宏伟的创作计划。诗歌、小说、散文无所不包，长篇、中篇、短篇应有尽有。我以为最高尚的事情就是文学。不管什么人，只要与文学一沾边就高人一等。我表面为人谦恭，低调，但内心骄傲，自以为超凡脱俗。我把带来的一箱子书都读完了，就觉得肚子脑子都盛满文学，就像大地贮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每晚，我都泡了浓茶，铺了稿纸，端坐窗前。我还刻意将窗子半开半掩，以方便灵感的破窗而入。　整整三年，我拒绝了一切诱惑和一个热血青年本该拥有的热闹与时尚，把自己埋在文学之中。然而，我那些所谓形而上的文字都不是从这里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虽然它们被大量撒向各家报刊，但是除几首短诗几篇短文突破重围变成铅字外，其余都惨遭夭折。这是后话。

大江之津（3）

一颗松动的螺丝钉

单调与局促是学校难以忍受的常态。瘦瘦的书记笑容可掬，但是他的笑只是水面浅浅的涟漪。下面是什么？深不可测。高高的校长从里到外都没有表情，似乎表情于他也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女同事占多数。她们全部是厂里家属。平日里水波不兴，但底下暗流涌动。厂里纠葛和彼此利益很容易在她们中间掀起风暴。

方老师是最让人感觉轻松的同事。他是江津土著，用一口江津土话教一些无关紧要的课，因此他在学校也显得无关紧要。他在厂外教村小的老婆都远比他更像老师。但他却是厂里的知名人士。原因是酒。江津是个出酒的地方。几江牌白酒远近闻名，也就培育了许多像爱家乡一样爱几江白酒的人士，比如方老师。他因为是“半边户”，住在厂外，人们就常常见他醉卧路边。有时厂里救护车呼啸而过，说不定拉的就是他。拉一回他的知名度就往上窜一大截。当然方老师也有受人尊敬的地方，比如炒菜。学校部分同事时不时的聚餐、野炊总是他在推动促成。这是他为我们制造的节日。这些时候他总是亲自操刀、掌勺、端菜，脸膛红亮，两眼放光，笑成一条细线。等到最后一个菜炒完，他才入桌，不停敬酒，与大家划拳，把欢乐推向高潮。可惜这大是非组织活动，不能经常进行，并且我酒量很臭，参加了也无法品味到他们那样的欢乐。

第二年终于有新的大学生分来。而且一下子来了好几个。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可是一堆石头。这些空降而来的天之骄子立即成为东方红的焦点。他们是车间和办公室的新闻。家有未婚子女的人们都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不久，王万敏被党委书记收为媳妇，张燕不小心陷入了厂区一霸王勇的感情陷阱，成都中医大学分来的任启坤一上门诊门前就排起长队：大娘大妈们心思不在看病而是暗暗替自家女儿打着主意。不过，新同事的到来并没有给我这个“师兄”带来多少影响，因为他们都安排住在生活区。经过了许多区隔与疏离，我或许只是他们眼角余光里的一个细节。

一天，又一天，我的日子不断从一部叫时间的机器里吐出来，像同一型号的产品。单调的生活，单一的居民结构，让我羡慕起那些乡镇上的居民来，比如我曾经去过的珞璜、白沙、油溪和石门，土气、古老、驳杂而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传出天大的新闻：总务红鼻子老刘被捕了！

老刘是本厂的老师傅，是伟大领袖的同乡，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执掌了学校的物资大权，在我们这些臭老九面前显得颇有架子，我在他那里领墨水粉笔从来没得到好脸色。我见过他的老婆，农转非进厂当的家属，又瘦又老。老刘没有任何爱好，空虚的内心自然容易让那些蠢蠢欲动的邪念茁壮成长。然而东方红这地方太封闭，那时又没有娱乐城按摩房之类，他一个小小的学校总务，长了个红红的酒糟鼻子，土里叭叽的没有谁看得上。别无爱好，闭门不出，所以他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女儿身上。他女儿就在我班上，老实巴交，瘦小得可怜，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小孩子感觉身体不对头，原因不明，自己到医院检查多次才被发现受孕。

红鼻子老刘的惊天丑闻我并不幸灾乐祸，反觉得格外沉重。学校太小，我觉得凡是他停留过的地方都污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