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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这下子把弟弟完全打懵了。他身体羸弱，智商只相当于小学毕业生，所以他没有智慧和口才替自己辩白，也没有坚强的意志坦然面对警察怀疑的目光，他更没有手段可以去讨经理的欢心。总之他是彻底投降了。但投降了命运并不放过他，精神崩溃，接下来就是糖尿病。得了病的弟弟更加虚弱。他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他偷偷地吃大碗大碗的干饭也填不满欲望，更筑不起一道阻击疾病进攻的防御工事。

父亲不止一次陪护弟弟坐长途汽车去成都就医。一个退休老人的远行本该有人陪护的，但他这时与弟弟把角色颠过来了，他成了弟弟的保姆和仆人。长期照顾病人，使他成了合格的保姆和护士，甚而称得上糖尿病专家，也把他训练得特别有耐心，有一副好脾气，还有对灾难降临的见惯不惊。

往返成都的道路漫长曲折，坎坷，凹凸不平，望不到尽头。灰尘漫卷，将车子罩住，让它无法冲出无法摆脱。我想，这恰似父亲当时的心情。

后来我才明白，死神随时都栖息在我们周围那些暗角，手里捏了无数未填姓名的空白死亡通知书，只要它看谁不顺眼，也许是他老态龙钟，也许是他太丑陋，也许是嫉妒他的完美和幸福，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它不高兴时正好被它瞅见。总之，它会一把将他揪住，不由分说，扔进黑暗的地狱。哥哥和弟弟，正是是这样的可怜人。我与弟弟在殡仪馆里见了最后一面。那只是他最后一次歇脚的地方。他脸上被化了浓妆，像川戏里的小生，但没有小生那滴溜溜的眼神和丰富的表情。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表情的能力。但是，大约是死神已经完成任务远去了，这里并没有感到死亡气息的弥漫。还让我稍感欣慰的是，弟弟是突然咯血而死的，他应该没有感觉到死神的威胁。他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发病而已。也许他当时还满心欢喜，因为他住院，妹妹给了他零花钱，他却跑到商场亲自为自己买了双皮鞋。此时，这双皮鞋正锃亮地穿在脚上。此时，他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有尊严。

我目送着弟弟被送进了炉膛，随即被大火吞没。笔直的烟囱像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耸立在基座上。烈火熊熊，从高大的烟囱里发射升天的是弟弟的灵魂。因此，当弟弟身体变成火炭，在一个铁箕里闪现出耀眼的火红然后讯速暗淡下去，成为一小堆白色的灰烬之时，我坚信这已经与弟弟无关。

哥哥走了。弟弟也走了。他们是划过我天空的两颗流星，耀眼出现又倏忽消失。但他们在我心中留下的划痕却永不磨灭。我不止一次地梦见他们。梦应该是冥阳两个世界交界处的会客厅，是上帝给我们的补偿，让我们兄弟得以在那里延续着过去的亲情。只是，梦中的哥哥永远比弟弟还年轻。

今夜，哥哥和弟弟又一次照亮了我的天空，同时在心中引起经久不息的疼痛。我本来是应该为他们焚上香炷的，但按家乡的风俗这时已禁忌烧香。所以，我只能在全城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写下这些文字。当我在纸上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神思恍忽中，我发现我这些文字次第飞离纸面，化作一缕轻烟，飘逝于苍茫的夜空。

父亲的文化大革命（1）

风暴始于温馨之夜

冬天的乡村，天黑得特别早。这是1966年底，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冬夜。母亲在做晚饭，灶火随着风箱的抽动乍明乍暗，映着她平静的脸有节奏地闪现。随着一阵由远及近的狗咬，我家的门嘎地一声被推开，父亲挟一股寒风跨了进来。父亲工作老忙，难得回一趟家。县城距家三十多里，还隔了一条河。那时的乡村不通电话，所以爸爸的回家常常就出乎预料，给我们带来惊喜。他每次回来都会带回几样让我欣喜的东西：连环画、糖果、文具或者是衣物。有时还提回鱼、罐头或者肉之类。这是一家人的节日。他今天几乎没有带回什么东西，但是却比往常显得还要兴奋——因为他左臂上戴了个红袖套。他将袖套取下来，让一家人珍宝一样欣赏。袖套丝绸质地，手感温软。我至今还记得，上面印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擎旗战斗队”。字分三排，白色。“红卫军”三个字特别大，是毛泽东的手书体。父亲两眼放光，颇得意地向我们讲述城里新近发生的事件。“毛主席”和“*”作为关键词，频频出现，让他的脸色更加显得自豪和庄严。

今天我在双溪街头也看见了两个戴红袖套的红卫兵走过。虽然不过是两个毛头小伙子，仍然吸引了整个小镇的目光。因为他们背后似乎就是北京天安门，站着毛主席。他们代表了最高级的时髦，最神秘的力量。不过，他们离我实在遥远。现在戴红袖套的父亲就在我身边，我还把他的红袖套取下来，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