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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张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个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他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周恩来当红娘，战犯重续姻缘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