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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让他们无所适从。坊间一时出现“旗人咸喜跃若狂，妇孺互相道喜”　的欢乐场面。时人所撰《复辟纪实》一书，有更为详实的描写：“一时老少填充街巷，眉飞色舞，颇形热闹，而如北城一带，甚且击罄焚香，谓为天公保佑，望空跪拜，尤属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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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大国的迷失（63）

广东人马超俊记下了他在北京目睹的一幕：7月1日那天，他住在骡马市大街广东七邑会馆，天将破晓时，就听见全城鞭炮声四起，茶房王疯子推门进来，向他作揖道喜。马问有何喜事，王疯子说：“张大帅来了，宣统皇帝已经复位，我们要太平了，从今天起，会有廉价米面吃。”他说话时，满脸骄傲，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比过年还热闹的北京城里，出现了“沿城一带辫子多，城厢内外黄龙旗多，故宫门外红顶子多”的壮观景色。大栅京中报纸、衙门文书、布告，一律改奉宣统正朔，称“大清帝国宣统九年”。

但黎元洪坚决不交出政权，在一生名节的最后关头，泥菩萨变成了铁金刚。辫子军包围了总统府和官邸，黎对前来逼宫劝退的人说：“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民国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　当晚，他只身逃出公府，避入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

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帝制派，但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几千年的积习。政客们都知道，要使中国老百姓接受一事物，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相信这一事物古已有之，只要能在古书里找到根据，总是可以说服他们的。

反对复辟的人纷纷逃离北京，但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文圣人康有为风尘仆仆赶入北京，欲助武圣人张勋一臂之力。康，广东人也；张，江西人也。虽然帝制派大部分是北方人，但他们只会坐在租界里长吁短叹，空话连篇，真正付诸实行的却是南方人。推翻帝制的是南方人，复辟帝制的也是南方人。这是必然乎？是偶然乎？历史如此吊诡，亦可怪矣！

张勋实行复辟之后，在北方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虽然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真反对的不多，骑墙观风的居多。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西北省份，在一片讨逆声中，更是装聋作哑，迟迟不作表态。梁启超和前清遗老周善培的一段对话，真实地反映出蛰伏于北方的大清遗民们的心态。

当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挂起了“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时，梁启超劝周善培支持这场讨伐复辟的战争。周善培说：

“我不参加段讨复辟，不但我无参加的必要，段是辛亥最后的两湖总督，该不该讨复辟，他还需考虑；你该不该参加他的讨复辟，你更得考虑。”

梁说：“不讨张勋复辟，我们讨袁（世凯）就没有意义了！”

周说：“我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革命党推翻清朝是对的，袁世凯始而利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已经该讨，他又进一步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由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丝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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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大国的迷失（64）

梁质问：“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

周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人去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

然而，以驱逐黎元洪为目的的段祺瑞，如果要重返政治舞台，就必须向张勋宣战。他并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是受现实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不得不走到共和一边，他要取得某些他所欲求的东西，就必须屈从于另一些他并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共和；同时要剥夺一些他所欲求的东西，比如帝制。

当初附和复辟的督军们，现在全都变了卦。讨逆军从天津杀向北京，曹锟的直军云集芦沟桥。近畿战云密布。第三天，双方接上火了。只几天功夫，张勋的辫子军就垮了下来。张勋躲进了荷兰使馆，复辟的衮衮诸公，顿作鸟兽散。7月8日，段祺瑞的使者在北京和各国公使接洽，请他们向张勋转达四项停战条件：一、取消帝制；二、解除定武军的武装；三、保全张勋性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只有两人必须下台，一是张勋，因为他捅了漏子；二是黎元洪，因为他引狼入室。

这就是阴谋的目的所在。

在一份以“北洋军界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