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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在袁世凯之上。

民国之后，徐世昌耻食周粟，一直与前清恭亲王、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尚书于式枚、两江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班孤臣孽子，在青岛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青岛是效忠前清的宗社党大本营。徐世昌一再表示决“不入贰臣之传”，当他准备动身入京时，弟弟苦苦相劝：“你现在要做民国的官了，太后和皇上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满朝文武，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徐世昌默然不作一声，两兄弟相对哭泣。

入京后，袁世凯多次征询徐世昌对共和的意见，徐含糊其词，欲言又止。如果能够还政于清，他也许乐观厥成，但如果袁是想自己当皇帝，他就避之若浼了。

袁世凯摸不透徐的真实心思，还以为他是因为辈行较先，不愿称臣，所以申令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给他一个大大的荣誉虚衔。徐世昌私下对朋友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终不肯承受。当外间劝进之风愈刮愈烈时，徐索性托病请辞，归隐家中，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北方官僚以前清遗老居多，他们对袁世凯逼隆裕太后和宣统孤儿寡妇下台的恶行，记忆犹新，因此，对袁绝无好感。除非他还政于清，以赎前罪，否则和此人无话可说。因此，支持与反对帝制，都是一批南方人闹得最欢。替袁氏操办一切是梁士诒，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把劝进闹剧推向高潮，梁士诒是领衔的发起人；内务总长朱启钤是贵州人，他对古建筑研究的贡献远比在政界大，这时也成了帝制的一个吹鼓手。国际舆论的变化，诡谲莫测。9月6日，日本政府召见中国驻日公使，出乎意料地表示：“中国民主、君主，非日本所问；唯万一因此致乱，殊有碍难。”和谈判二十一条时的态度，竟截然不同。

◇。◇欢◇迎访◇问◇

第49节：大国的迷失（49）

一个月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约同英国、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总长，提出三国共同的劝告：“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日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平息反帝制的运动，日本军方和大陆浪人的倒袁声浪，也日益高涨。然而，袁世凯深信只要造成既成事实，各国的态度实不足虑。帝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减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所有政府局长以上官员、军队师长以上各员，依次分批晋宫朝贺。

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之后，黎元洪称病不奉朝请，闭门不出。袁世凯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取消他的副总统名号。但黎元洪辞爵不受，和袁世凯见面时，还是行副总统和总统的相见礼。

12月25日，一声霹雳，轰开满天顽云，云南宣告独立，三千滇军将士，在湖南人蔡锷的率领下，揭起“护国”旗号，向数十万北洋军宣战。

南方人的反叛性格，再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北洋军和护国军的川南苦战时，广西又宣布独立，成了护国战争的转折点。袁世凯在南方人如火如荼的攻势面前，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和袁世凯宣布更改国体之前相比，那时每天灌到他耳朵里的，尽是拥护帝制的声浪，使他对恢复帝制的成功深信不疑。现在，仅仅隔了几十天时间，竟然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举国上下掀天揭地，几乎全是讨伐帝制的浪潮。袁世凯终于明白，帝制失败了。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恢复帝制之前，人人都赞成帝制，可一旦付诸实行，却变成了四面楚歌。

袁氏家族的上两辈人都没有活过59岁。这是一个迷信的关口，今年他已经58岁了，恐怕也迈不过这道坎。

1916年3月20日，由坐镇江苏的北洋大将、宣武上将军冯国璋领衔，与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联署，劝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北洋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是沉重一击。冯国璋原本就是君主立宪派的，后来为了服从袁世凯，才放弃自己的立场；张勋更是赫赫有名的复辟派中坚，至今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