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蠓虫一样飞来飞去。此后的几个夏天，我仿佛都在公社通往大队的路上行走。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阶段都有一个心理瓶颈，即使过去了，但突破瓶颈留下的痕迹终究难以消除，于是身上就有了“老年斑”。　从一座桥上走过时，我把脱下的短袖挂在水泥栏杆上，毫无目的地仰望天空俯视河水。我局促的内心越来越空旷，就像收割了稻子之后的土地，被耕耘过一遍，可麦子还没播种。回乡了。在十五岁那年离开村庄到镇上读完两年中学以后，我回乡了。——我正在写作中的小说所叙述的日子差不多就是我十五岁之前的时光。当一只脚踏上庄前大桥时，我在想出路，心思已经离乡了，因为回到村庄不是我的出路，离开才有出路。

许多年以后，至少是十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令我潸然泪下。好像是拍某铁路开通的事件，在火车通过的村子，一个少年在山坡上牧羊，记者问他：你大了干什么？答：娶老婆。问：娶了老婆以后呢？答：生娃娃。问：娃娃干什么呢？答：娃娃放羊。问答的大意是这样。我和我的乡村少年伙伴其实也曾是这个在山坡上放羊的娃娃。乡村的生活就是如此循环：娃娃放羊，娃娃生了娃娃，还是放羊。不同的是，我到了镇上读高中，有限的书本和与乡村形成差别的小镇生活向我昭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在这样的意识中，那根长久循环的链条上有一节开始松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返回与逃离（4）

在我读大学后的简历上，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一年七月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此时，我的身份是“回乡知青”。这个身份和“插队知青”不一样，它对一个人的工龄来说是无效的，城乡差异在这两者之间显露无疑。生活把许多不平等留在了我成长的日子里，即使后来的生活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我的笔下仍然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写作和成年后的生活仿佛总是离不开最初的底色。如果按照今天流行的“底层”概念，“回乡知青”是在“插队知青”的“底层”。镇上许多同学后来插队了，他们是空降到“底层”的，命运对他们不公，是因为他们被甩出了原先的生活轨道；而我们这些“回乡知青”，在胎里就已经生活在别人后来才挣扎的轨道上。很少有人会比较最初秩序的毫无道理。我们无法抱怨在乡村长大，因为没有人可以抱怨自己的父母，乡村孩子是不会抱怨比自己挣扎得还厉害的父母的。我和少年伙伴，常常衣衫褴褛，但即便是衣服上的一块补丁，也是从父母身上剪下的；我们总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做作业，太强的灯光反而刺激我们的眼睛，但这盏灯的煤油还是从另外一盏灯倒进来的，我们的父母在黑夜中打发时光。在那样的日子里，世界上总有光，没有煤油了，我们等待晨曦，在鸡鸣的时候起床背书；世界上总有温暖，衣服单薄，我们凑在灶堂口取暖……在从公社回乡时，在逐渐走近村子时，我看到了烧黑的煤油灯捻子，灶堂红彤彤的火苗。

在可以预设的未来生活中，参军、做民办代课老师和学手艺做匠人是我可以选择的道路。我们这代人是在崇拜军装的年代长大的，大学第一学期我带去的春秋衫便是一件绿军装。我首先想选择的是参军，戴着大红花在鞭炮声锣鼓声中从村前大桥走出去，沿着那条向南的道路，越过田野，往公社再往县城。这条路径是我的许多长辈走过的，他们还时常穿着褪色的旧军装在田地干活，部队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成为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政治资本。在我熟悉的那些退伍军人中，多数人在退伍回乡后再也没有走出过县城，军营是他们到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我自然羡慕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战友，那些在部队提拔了的老乡。几位做了排长、连长和副团长的老乡，以另外一种姿态回乡探亲，他们的老婆不再是我熟悉的农村姑娘。这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有太大的诱惑力。读初中时，邻居的一个亲戚从部队回来过春节，他穿着海蓝色的呢军装，披着一件呢大衣，英俊威武，给我强烈的心理震撼。

但是，参军的念头很快波动。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在一九七六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我在大桥上乘凉时听别人说起了，而且这个消息来自他上海的亲戚。也是在这个夏天的晚上，在县城化肥厂工作的一个老乡回到村上，他坐在巷子里，拉起二胡来，曲子是久违的《洪湖赤卫队》中的一段。这些杂乱、零星的信息，预示着往后几年时局的变化。当高考终于有点突然恢复以后，我已经回乡务农了。“读书务农，无上光荣”这是初中升高中时的作文题目，做这道题上了高中，高中毕业了，这道题不在纸面，而在田间。匆忙的高考，失败了。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