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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北美的发现、探险和殖民都可以解释为撒克逊人为进一步开拓疆域世界的一个重大步骤，这是对渴望土地的古老游戏的继续。欧洲人的向北发展曾被北部的冰雪所阻止，向南和向东的殖民则被其他人所阻挡。甚至在西部边缘地区，受到压抑的凯尔特人的文化残余力量，也仍然在中世纪末以前占据主要地位。他们再一次努力向外扩张的动力，最后都被激发起来了，扩张的方向很可能就是跨越宽广和空阔的海洋。一旦大西洋的分水岭被最可怕和最坏的人抢夺了，获得更多土地的推动力就会使移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清教徒的意识形态只是减少一些精神上的成本，而火药和枪支则减少了一些真正的成本。更具说服力的是，1897年张伯伦就明确地表示，英联邦帝国可以称为是“所有撒克逊人的家园”。虽然那时美国已经脱离了英联邦，但是仍有一些真正的，也有一些假的撒克逊人在鼓动英国向海外扩张。

1630年最初到达马萨诸塞州的西方国家的清教徒移民，其中有些人不久就迁移到康涅狄格州，然后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散居各地了。在后来，他们的后代参加了美国的西部运动。在他们当中就有来自于英国德文郡（Devon）的比沃辛（Beaworthy）教区长家系的马弗里克家族（Maverick）。他们的后裔在19世纪来到了得克萨斯州，并使该家族在美国近代历史上享有一定声誉。北美南部地区是苏格兰—爱尔兰人的殖民地，可以看作是曾经在英国发生的暴力扩张的继续。在伊丽莎白一世、苏格兰詹姆斯六世以及詹姆斯六世后来又成为英国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这样的暴力扩张在英国西部岛屿和北爱尔兰曾经发生过。英国人把暴力扩张的行为直接带到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地区，甚至还牵连到大西洋两岸的一些主要人物。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其他的非欧洲人在北美塑造的历史。如果北美大陆是被其他的殖民者，比如地中海西部的###穆斯林所殖民，那么北美经济发展的结果看起来会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组织的形式。他们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政治组织，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生产水平和收入分配形式。无论如何，正如德·克雷弗克（deCrevecoeur）所说，“我们所拥有的高层次生活应该归功于英国”，“这些自由人、不动产的所有者以及市民的贵族称号，是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自由归功于这些聪明的人，如果我们播种了一些主要君主政体的东西，就意味着我们是远处君主政体的奴隶”。

许多世界文化都是扩张的。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些事情探究得很清楚，但是如果要对在新大陆的英国人和欧洲人的真实行为进行很好的评价和把握，就需要对其他殖民者的可能性行为进行理论验证。我们肯定需要使用一个广泛的研究路径，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整个经济制度在一个未知区域的建立问题。这个经济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体系而有一定局限性，在北美地区以前也从没有过什么精心设置的各种制度。移民者不仅仅是带来了他们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以及他们的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说，从制度供应的一方来说他们带来了每一样东西；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样，从制度需求一方来说，他们所引进的可能就是永久性的欧洲人的东西。

在北美地区，即使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影响和势力都超过了英国，这些国家在北美殖民地的经济结构肯定也是大不相同的。越过大西洋来到北美地区的国家虽然都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影响，但是北美已经被嵌入了一个比较刚性的政治组织体系中，而制度供应的基础是比较弱的，不是那么渴望市场经济。北美洲大陆的要素禀赋可能会破坏殖民地经济的欧洲特色，英国殖民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它们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欧洲大陆政府的专制主义倾向。在加拿大也做不到。

下面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事件有限的一致看法，即在北美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路径依赖的。这种观点对新大陆的环境能够把任何殖民地改造成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些社会形态，或者掩盖了它特殊的历史起源，表示了怀疑。新的社会特征肯定会出现的，也许就像一个人会留下他以前的一些个性特征一样，当他出现在北美时，人们会问“这个新人是谁？是美国人吗？”但是在开始的时侯，实际上，英国人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可以得到论证的。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总要有一个奠基者的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运行的可控性经验，说明了这些不同的奠基者所造成的差别，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伊比利亚殖民化过程中。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