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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邮件成了许多人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大家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我深信，这与冷战开始时首次出现核武库和核毁灭理论没有什么两样。当时的领导人和战略分析家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正掌握了冷战时期的特征和范围。他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一个教训——这次大战后应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奠定的基础与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我们看到得许多伟大的冷战建筑师和战略家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飞来飞去、处理事件、增加威胁。一点一点地，冷战战略家们建立起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冷战体系的结构、概念和反应措施。

与全球化体系相处并不困难，只是要费点时间让我们的思维去适应它。要认识这个体系，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培训，因为这个体系并非仅仅是超级大国在起作用，而且“超级市场”和“超级授权者”也在其中。我认为，我们今天对全球化体系了解的程度与1946年我们对冷战体系的了解程度相差无几——那一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他警告性的讲话后“铁幕”坠下，将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与西欧分开。我们很难想到，在丘吉尔讲话后，冷战这一场戏是如何演完的！当劳特利奇搜集一些前苏联有影响的学者写的杂文并以《面向2000年的苏联经济》为题出版时，销路不错。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作者可以印正他们的观点，因为在2000年，苏联早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究竟有多少人了解全球化体系，那么就来看看这个非常可笑的事实吧：

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共同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仅仅一年前，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对于全球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性还很模糊，以至于造成对冲基金历史上最严重的损失。是什么使得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两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呢？因为他们研究复杂的经济组织结构，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各种诱因以及全球投资者如何利用它们才能避免危机爆发！1997年他们因驾驭危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1998年他们因制造了危机而获得倒数第一奖。同样的人，虽然在同一市场中，但时运却截然不同。

第二章 信息套利（1）

在巴塞罗那一个著名的科技馆里，我看到一个完美地表演“混乱无序”的展览，展厅中有个表演非线性摆动的装置，参观者在摆动摆锤前可以随意选择位置和速度，然后观察摆锤的后续运动，后续运动的轨迹被笔记录在纸上。然而参观者再次被请出来摆动摆锤并要求他在同样的位置上用同样的速度重新表演一次时，不管他如何认真地模仿，两次摆锤的运动轨迹都截然不同……我问博物馆主任，站在博物馆角落里一直盯着我们的那两个人想干什么？他回答说，“嗬，是两个荷兰人，他们正等待着‘混乱’消失。”很显然，该展览将要拆除，运往阿姆斯特丹。但从那以后我一直纳闷，这两位荷兰人的努力可否扩大到全球范围，通过组织将全世界的混乱消除？

——摘自默里·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虎》一书

我曾是“天气预报员”

正如人人都想对事物进行调整一样，我也曾努力用新的焦距去观察它。为什么这么解释呢，那就让我将长期积压在心底的一段事讲述给你听。准备好了吗？下面就是：

我曾经是贝鲁特的天气预报员。实际上我并未干过这行，那是一场误会。天气情况是我“估计”出来的。1979年，我作为合众国际社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在贝鲁特工作，那时经常上夜班，最后下班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发稿时将当天的天气情况上报回去，以便在合众国际社的世界天气预报栏播出，每天的报纸都刊登着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是多少。问题是当时贝鲁特压根儿就没有天气预报员，至少我没有找到他们，该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谁还顾及当天的气温是多少？人们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那些日子你唯一能感觉到的温度就是你自己的体温——华氏。于是常常用我发明的特殊方法估计外边的温度是多少，我向楼下的天气预报员们喊：“嗨，穆罕默德，今天外边的感觉怎样？”

楼下的穆罕默德或者索尼娅，或者是达乌德就会回答：“哎呀！我感到很热。”

“有90度吗？”我再问。“有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跟你说的差不多。”于是我就写道“最高90度。”然后，我再问，“金达，外边凉点了吗？”“是的，托马斯先生，”金达回答。“大约72度，是吗？”“是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