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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在因特网上讲授的课程越多，通过思科网站自我服务的顾客，就比通过电话总机寻找服务的顾客要多，思科就可以为更多的顾客提供低价服务。

的确，科恩说，“我们已经改变了思科系统内部奖金的分配办法，每个经理为了得到奖金，他或她必须表明与其他人所做的工作情况——要完成这份工作，只有使用因特网的

杠杆才行。今天，思科公司的顾客和供应商们的问题，80％是可以通过网络得以解决，因此我们现在只要少数技术人员就可完成。此外，与思科有商务往来的每个摊贩也得通过网络进行。你到我们的HMO（保健组织部门），卖我们的餐巾纸、卫生纸或者计算机，就必须将所需清单输入我们网上采购系统，以便通过点击预订并通过点击比较价格。我们在这儿不提供清单，请记住，我们的清单不是纸张，将纸扔到一边去，不能通过纸张与我交谈。”

一旦企业采纳通过因特网发展业务的战略，科恩的集团就采取一系列措施观察运作效果如何，他将此称为“电子商务胆固醇试验”。他们通常可以测出一家公司的网络准备总体情况，“一年后我们就可看到长足进展，”科恩说，“例如，每个职员的效率有什么提高？从每位职员身上获得的利润是否增加？我们已经计算出，从1996…1999年，公司将业务全部通过因特网进行后，共节省了15亿美元开支。顾客是否更加满意？顾客是否对我们的业务通过因特网的越多，他们就越高兴？你的市场份额是否有所改善？能否继续降低商品运输价格，因为你与顾客和供应商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透明度越来越高。因特网是否确保你的顾客从我这里订货更容易，结果，不仅顾客更满意，而且从我这里的订货也更多——这种货他以前见过吗？我是否让每位推销员更有成效？最后，我们的职员是否更高兴，对公司的价值是否有更好的认识——市场是否承认我们努力通过因特网的战略使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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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金色紧身衣”（1）

“今后一两年内我们仍将继续穿着金色的紧身衣，新政府对此必将加倍小心。”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哈比比的经济顾问乌马·佐罗对《纽约时报》描述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想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前景时，认为可迂回的余地不大，如果出现任何轻率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市场都会严惩他们。

1999年10月23日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在前往中国农村监督选举的旅途中，我和我的翻译漫步走过河道村时，顺便进了一家修理农机的农民家，他的前庭院里养着鹅和猪，但砖房里录像机和彩电一应俱全。我的翻译是个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他提到一件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周围似乎听不到高音喇叭。在过去时代，每个“生产队”，只要有人的小村庄都安装了高音喇叭，用它们高声宣传和广播一些告诫人的话，我们询问房主那东西到哪里去了。

“我们去年把它摘下了”，提及高音喇叭，村民说，“没人再想听它了，我们现在有录像机和电视呢。”他们得到的信息如此简单：“自己干吧，找份工作，挣钱。”

数月前，我在泰国，观察泰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漩涡。我被安排采访西里瓦特·沃拉维特武提军，一位在泰国经济危机中破产了的房地产商，他和他妻子成了泰国经济崩溃的招贴画，也是为了活路，他们决定去卖三明治；这对曾经相当富有的夫妇将曼谷市中心的空房出租，开了一家做三明治的小店，与许多原来就是他们的雇员们一起，开始在曼谷街头送新鲜的火腿奶酪三明治。我们来到西里瓦特工作地时，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黄色食品包，活像奔波于美国棒球场上卖三明治的小贩。虽然，我们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声调中没有任何怨天尤人，而是对他的退职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他说，泰国已经混乱了，人民知道这些，他们现在不得不勒紧裤带，跟上形势，没有什么牢骚可发的。他疯了吗？我问。他为何不在一切毁灭后的愤怒中，一把火将政府大楼付之一炬？

“不”，西里瓦特解释说，“我们不希望重新回到丛林中去，都盼望有个高水平的生活，所以必须继续生存，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得自我调整，跟随世界潮流……只有竞争才能生存，这就完全有必要成立一个全民族政府，因为政府的负担太大了。”

数月后，我在华盛顿听了阿纳托利·丘拜斯的一次演讲，丘拜斯是俄罗斯失败了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设计师，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为了乞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