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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吃饭讲排场，讲派头。一些官员食必方丈，根本吃不了。待客时，客已停箸，菜肴却仍在上桌。知县大老爷吃饭的仪节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

五、摆官谱、讲官派对于官瘾十足的人来说，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的求官者官位还没到手，就摆起了官谱；有的官却在已经失掉官职后，仍在摆官谱。《官场现形记》里有个黄某，祖上办盐，“到他手里，官兴发作，一心一意的只想做官。没有事在家里，朝着几个家人还要‘来啊来’的闹官派”。某都统被革职回到家乡，但官习不改。每天起床后吸鼻烟时，便有仆人持官衔手本数十份，立在旁边，依次呼手本上的姓名：“某大人拜会——”，“某老爷禀见——”，然后躬身待命。都统吸完烟，便挥手令仆人出去。仆人走至中门，再大声呼曰：“道乏——”（拒见客人的客气话，意谓你辛苦了一趟）。如此程式，就像演戏一样。每日行之，都统便觉得心神舒泰，否则便寝食不安，如患心病一样。

六、许多官僚自己摆谱还不够，家人婚丧做寿也要大讲排场。晚清上海知县叶廷眷上任三年，其母做寿的排场一年比一年大。以寿筵为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烧烤二席、鱼翅十三席、次等鱼翅十二席；十二年变为烧烤二席、燕菜二席、鱼翅十四席、次等鱼翅十席；十三年又变为烧烤三席、燕菜十席、鱼翅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三十席（中等鱼翅五席、次等鱼翅十三席、海参十二席）。对本衙和外衙随官前来贺寿的差役仆人也请吃寿面、给赏钱，连县狱里的犯人也赏面赏肉。有一年请吃寿面的数目竟达二千零五十碗。

探寻中国古代的命价

吴　思

命价问题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并且得知准确价格：30洋元（西班牙银元）。19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