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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平等方面接近其他成人。逃离有毒父母的影响与维护某种伦理原则或权利是密不可分的。试图通过追溯童年经历而改变与父母的关系的个体，实际上是在要求应得的权利。孩子不仅有权得到衣食和保护，而且有权要求情感方面的关爱，要求尊重他们的感情，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情感。一句话，适用于成人之间融汇之爱关系的特性，并不亚于与成人—孩子之间关系的关联。

对于尚处于孩子阶段的人，尤其是还不会用语言说出其需要的小孩来说，维护权利的说法是反事实的。在道德观念方面，他们必须由大人造就。这种见解有助于说明权威问题。当父母—子女关系越来越接近纯粹关系时，情况可能会变成：父母的观念失去了对于孩子倾向形成的优先性地位——结果是“宽容”会大行其道。但是，这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个人空间的解放可能并不意味着权威的消失；而相反，强制性权力让位于权威关系，后者可以一种原则性的方式得到保护。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一章中进行更为细致地讨论。

个性紊乱，性烦恼

有人说，“在卷帙浩繁的关于性和性征的文献中，论述男性性征者极为鲜见……男性性征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对它似乎已经熟视无睹了。”安迪·麦特卡尔夫与马丁·亨弗利：《男人的性征》前言，第1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5。仅就弗洛伊德及其许多追随者对男性性经验抱有的先入之见而言，这是一个古怪的判断。然而，如果依据性所激发的情感和冲突、而非依据性活动本身来理解，上述观察还是有道理的。

男性性征在迄今一直盛行的“分离和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是不成问题的。其本质由一系列社会影响所掩盖，而所有这些影响现在已经或正在受到颠覆。其中包括：①男人对公共领域的控制；②双重标准；③依据双重标准而把女性分成纯洁的（可婚娶的）和不纯洁的（妓女、娼妇、姘头、女巫）两种；④依据上帝、自然或生物学来理解性差异；⑤认为女性的欲望和行动愚蠢或非理性而加以问题化；⑥依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

这些现存的社会形式越是破裂——尽管所有这些仍有立足之处——男性性征就越陷入困境，往往会成为冲动。如前章所示，男性性冲动可以解释为一种偏执但却脆弱的日常行为，这些日常行为已经脱离了以前的支持。至少从其公共制度的领域来看，这种冲动构成了可与现代性本身的苦难历程相媲美的一种“奥德塞”——涉及控制和情感距离但却处于暴力边缘的一种“奥德塞”。

性征与精神分析理论：写在前面的话

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塑性性征——载于《三篇论文》——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与其对男性和女性性发展的阐释并不十分吻合。按弗洛伊德的描述，那种发展是“天生的”，在儿童生长的环境中，其性能量是以特定客体为指向的。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可塑性性征上，并提出女孩子何以妒嫉男孩子的问题，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基于特定体质的妒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重新建构“男性”的起源。

俄狄浦斯的过渡时期标志着弗洛伊德成熟的性心理分析的里程碑，在《三篇论文》中并非举足轻重。那部著作写成时，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只具雏形。因此，尽管弗洛伊德后来依据续后的发现修正了《三篇论文》中提出的论点，但是，关于性征不具有内在客体、男性和女性性征具有同等功能等观点已经让位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男性和男性性征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男孩子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阳物是可见的，作为性刺激的源头而更容易被找到。对于男孩子如对于女孩子一样，性发展是件可怕的事：阳物由于是可见的；因而也是易受伤害的；男孩子与父？的争风吃醋是一种极为矛盾的混合情感，既标志着失败又标志着自身的独立。而就较深刻的意义上说，小女孩是被剥夺了，她那明显的缺乏是其生存所固有的。她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因为她生来就“被阉割”了；她只能以一种二极方式获得异性性征，她知道由于没有阳物，所以她永远不能占有母？。通往女性的直接途径并不存在。

就其阳物妒嫉观念的重要性而言，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不能指望成为女性主义作家的灵感源泉。事实上，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相遇已经证明为心理学和社会理论做出了重要和创新的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和最佳讨论，见特瑞莎·布勒南：《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卢特莱支出版社，1989。然而，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露丝·伊瑞格蕾等深受雅克·拉康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