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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叶子飘半天还不读书”。
《星》：讲讲文化背景对你创作电影的重要性？
我个人觉得背景并不重要，就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而言，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我更了解。我弟弟跟我是同样的背景，或者我的同事跟我也是同样的背景，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对电影的创作力、表达力和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这些是跳开文化背景的。
《星》：听说你的大学没有考好，太紧张了，所以到了艺术学校？
李：是啊，反正第一次上舞台我就知道比较喜欢，而且只要是做电影做戏剧的时候我这人就比较灵光，超出这方面包括考学校、社交、生活啦，就不行。
在台湾艺术学校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变，七八年去到美国留学后，又在伊利诺大学念了两年多的戏剧。
《星》：可以料想，美国的留学生活一定对你是个很大的冲击，对你以后的创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头两年对我影响很大。东方的生活态度和西方很不一样，这对我来讲确实是个很大的冲击。东方的传统伦理哲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较压抑和顺服。西方就不是，比较表达自我，对压抑的抗争方式就是宣泄，这就增高了冲突，这就是戏剧。对我来说，东方的人生态度是非常反戏剧的，用西方的戏剧原理来讲的话，不是有真正的戏剧冲突，只是故事性强而已。所以在以后的拍电影的时候，虽然我用的是东方的眼光，但在手法上基本用的是西方的戏剧形式。
除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外，这段时间我也看了很多在台湾看不到的书，老舍的书就看得最多，这方面的冲击也是很大的，简直是天地倒转！
《星》：1980年开始学电影，在纽约学了几年？
李：3年，之后就待业了6年。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对编剧、对电影的结构、市场运作的方式，都有了一些体会，因为是长片。虽然在学校拍短片时，你有才气，有表达力，学生片拍得不错，但毕竟是短片，具体到长片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六年的时间里，在这方面还是有些磨炼的。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浪费了，在家里煮饭。
《星》：不过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写了《喜宴》和《推手》这两个剧本，尤其是《喜宴》，为你以后的电影事业铺平了道路。
李：这两个剧本在台湾得了个剧本奖，《推手》得了第一名，赚了点稿费，《喜宴》才是我想拍的。台湾电影公司给了一小笔钱，让我拍《推手》，我就请在美国的朋友也是我现在的合作者来当制片。这个片子在台湾得了“金马奖”提名，票房还可以，打平，然后就有了机会拍《喜宴》。《喜宴》得了柏林的”金熊奖”，世界市场打开，于是就拍到现在。
《星》：《喜宴》是你的成名作，得了“金熊奖”并在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我觉得这个题材是非常独特的，很好奇你是怎么想起描写这样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呢？
李安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断背山（3）
李：这是朋友的故事。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一个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国男朋友住在一起，在华盛顿市，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他有三个姐妹。他妈妈天天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奇怪他怎么过了三十岁还不结婚。他就一直瞒着，姐妹也都替他瞒着说“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来”。他父母到美国去住在他家，他就说那个男朋友是房东，家里挂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换下来，就像电影里那样。有一阵子他们帮一个女孩子办绿卡，后来办成没有不晓得，反正有这么一回事。后来我就想，这有意思呀，可以写成一个剧本。本来这些不够一个电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灵感，一想，如果结了婚，后半段不就出来了吗？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剧本写出来，写好以后放了5年都没有拍。那个时候中文影片在美国拿不到钱，在台湾，同性恋题材也拿不到钱。我写的《推手》在台湾参加剧本奖徵选，就把《喜宴》一并送去了。《推手》拍完，他们就说，继续拍那个剧本吧，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台湾人的观念里已经对同性恋比较开放了。
《星》：你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观众什么呢？
李：严格讲这不是一部讲同性恋的电影，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会有那么高的票房。一般观众都把它当成一个家庭剧来看。家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将如何度过去，同时也检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伦理，主人公在这当中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你看到，故事里的起因是假的，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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