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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拉身上，我们看到逐渐浸润福克纳生活的黑暗；福克纳日益感到自己永远得不到同他承受奇迹的能量相匹配的爱。在林达身上，我们看到生活不如意的戏剧性：福克纳早就把对家乡和家人的不满意提高到包容、旁观的地步。这种心情继续表现在《小镇》中，最后被归纳为一些司空见惯的简单化公式。结果，《小镇》不仅是约克那帕塔法的回归，也是约克那帕塔法的修订。它缺少福克纳的想象力一直需要的、藉以充电的复杂化。小说家福克纳一直在分裂上做文章，他需要能上能下，有进有出，从卷入到超脱，从沉溺到遁逸，思想上需要互为依存的对立面（约克那帕塔法和拉斐特，杰弗逊和牛津，想象中的国度和实有的地方），由此可见他对矛盾对立面的依赖，他作为人的需要和作为艺术家的需要便是在这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会合而调整。他一生中很早便开始寻找一个框架，以容纳和揭示他心中体验的紊乱意识和难以解释的平衡。作为小说家，他学会试用不同框架，以致我们在他的传世杰作中分不清哪里是写作技巧的开始，哪里是结束。在《村子》——《小镇》的最明显的前驱——中，福克纳在想象中驾驭意味着根本动荡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变化，对自己驾驭剧变的能力大有信心，因此没有必要加以简单化或压缩。在《小镇》中则相反，对立面的平衡，矛盾的需要，欲望与意图的匹配，一概让位于删繁就简，特别在加文·斯蒂文斯和林达·斯诺普斯两人身上。

《小镇》修改完毕，福克纳开始来回于牛津和纽约之间。他在牛津设法帮助阿德莱。史蒂文森（8）　击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9）　。他知道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有三点不足：机智、文雅和博学。因此，结果虽然使他失望，但是并不意外。在纽约时，他缠住珍·斯坦，反而使自己痛苦。12 月大部分时间住在牛津，看校样、过圣诞、骑那匹烈性骏马“腾匹。”1957 年1　月去纽约，珍明白表示要摆脱他。

其实此事早有预兆：一年前他就想过，让她知道自己少不了她，会不会使她紧张或者感到自负。但是在写作《小镇》的全过程中，她虽流露出紧张，却始终给他支持，尽管如此，结束真的到来时，他仍感到空虚和怨恨。

酗酒几星期、住院一星期后，离纽约去夏洛茨维尔，在弗吉尼亚大学当驻校作家。抵达时已2　月，课都已经开始，他的工作在等待他。除了公开演讲外，还要求定时和学生见面，定时坐办公室。虽然有几个教授让他觉得自己没有修养而侷促不安，一般关系还算融洽，有一二个青年同事弗雷德里克·格文和约瑟夫·布洛特纳，特别是后者，十分友好。和学生相处时，他感觉舒坦而直率，身穿格子花呢大衣、手持烟斗，一副教授派头。课堂教学大多数继以自由提问，这样就迟早给他机会谈论自己所有的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他常常讲到一些老套数，其中有的是他早在新奥尔良时已开始采用的。

他几次指出，小说是“想象、观察和经验”的综合。他偶尔会忘记或记错故事情节，提到一些考虑过但放弃不用的想法。对他来说，他的王国仍在运动之中，取之不竭，还有许多插曲、探险、甚至人物在等他去写，等他去开掘。

在教室里，有几次采访他时也这样，福克纳爱把艺术家渲染成浪漫气息浓郁的世纪末样式。他说，艺术家是受鬼神支遣的生灵，为死的预知所苦恼，决心在泯灭之墙上留下一道抓痕。艺术家的需要极简单（孤独、纸笔、烟草、食物和威士忌），只对他的艺术负责。他可以肆无忌惮，毫无道德的顾虑，只要写成书，什么都可以干出来。当想象同规范发生冲突时，“总是喝令规范让路”：但力求“想象和规范互相迁就，融洽相处，”因为艺术家追求的“不是涂鸦的字数，而是一本完美的书……一只瓮或一个形体。”作于50 年代的这幅素描更像以前的福克纳，不像后来变成的模样，现在的福克纳生活舒适、经济优裕、名闻遐迩。直到50 年代，美国还在嘲骂他。

《圣殿》（1931）出版后不久，南方人声明福克纳笔下的人物与他们无关，1950

年宣布他为诺贝尔奖得主后，《纽约时报》还以全体美国人的名义重复这一声明。

福克纳的世界“往往是太恶毒、太下流、太堕落、太腐烂。”乱伦和强奸也许在杰弗逊是常见的消遣，美国别处并不如此”。《时报》继续写道：“美国人热忱希望”

瑞典授予他诺贝尔奖和“他的作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