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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松软的泥土，就像捏着他温暖而宽厚的手。我在心里说：“玉璧，我回来了，我已经把你的那封信刻进了心里，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

玉璧仍然微笑着，说：“玉屏，你成熟多了，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看见你我就放心了。”

我禁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的坟上，喊着：“玉璧，你英雄一世，怎么会死在这姓曾的手里？总有一天，我会提着叛徒的脑袋来见你。”

玉璧仍然很平静：“玉屏，你回过头去，看看你身后站了多少人啊……”

我捏着一把眼泪浸透了的泥土，慢慢站起身来。夜已经很深了，寒风吹得更紧，玉喜在我身后轻轻地说：“嫂嫂，莫受凉了，回去吧。”

回到屋里，母亲坐在孤灯前，泣不成声。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有我在，就有为玉璧报仇的那一天。”说着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和李士民一起上山了。玉喜拿了一把燃着的香火，送我们一程。

十年来，白天黑夜，上山下山，哪里是沟，哪里是坎，也记得清，数得出。走了一截，叫玉喜转去，把香也弄熄，丢了。下了雪，路上滑溜滑溜的，黑夜里对面不见人影。我沿着荆棘丛生的毛狗小路，攀着枯藤，抓着小树，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李士民在我后面跟着。

走到半山腰，穿过一片密林，进了乱草丛生的背静的山弯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问：“谁？”

我立即听出是李仲生的声音。脚步声乱了，还夹杂着笑声和呼喊，李仲生、陈仁勇、范永安带着人把我迎住，七嘴八舌地说：“大姐，我们在这里，等了你两天啦！”

大家拥着我，把我们引进向老大的家里，我却在这“家”门口愣住了。这是什么家啊：几根竹子搭着人字架。上面盖了些杂乱的茅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个石头搭的灶，灶上搁了一个半边锅。一个烂箩筐里铺了些棕丝，里面放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另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裤子也没有穿，坐在火堆旁边。

我心里很难受，向老大却笑着说：“大姐，这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仲生也叹息着说：“是呀，敌人把山边的房屋都烧光了，老向的大女儿大毛为了去抢一床破铺盖，也被烧死了。这是临时搭起的一个茅草棚。前些时候敌人搜山，向大嫂才生产三天，只好带着婴儿躲在崖洞里，又冷又饿，得了产后寒，前几天也死了，留下这两个孩子。老向也够受啊！大姐，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上山后慢慢地谈吧！”

天亮了，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猫儿寺庙前。庙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嘴巴，被子弹打烂了；前面那块过去同志们下操的草坪，长了齐人深的杂草。一进庙门，法智跑上前来，连连喊了两声“大姐”，就不做声了。我望着法智，又想起法慧他们往年练武的情景。

法智引我到大殿上，指着一根柱头，说：“徐老师父就是被绑在这上面，被敌人当靶子打死的。”我看柱头上，还留着无数的枪眼和黑黑的血迹。

我们在柱头前站了一阵，抬眼望见宝顶上的那一杆大红旗，仍像十年前一样随风飘舞。这旗子，是夏林到广安买来的一匹大红绸，由我亲手缝制的。当时玉璧看了，说：“第一次起义时，叫你缝镶白边的杏黄旗，你不高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现在，玉璧牺牲了，夏林牺牲了，还有许多保卫过这面红旗的同志都牺牲了。可是这面红旗还在。

我们站了一阵，走出猫儿寺。庙前庙后的山坡平地上，长起了绿油油的青菜萝卜，在雪地里分外醒目。我在路边随手拔了一根刚破土的麦苗，想起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片竹林地，陈仁勇站住了，说：“请进屋。”我四处看了一阵，说：“屋在哪里呀？”

陈仁勇笑笑，领我走进竹林，将面前的一排竹子像拔筷子一样轻轻拔去，面前就出现了一个两尺多宽的门洞，里面是足足有两丈多宽的一间竹棚子，两边的竹尖连拢，就成了棚顶，四周都绑上了茅草和竹叶，在密不透风的竹林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棚里的一间小床，也是竹子搭的，上面铺着厚厚的茅草，还有一床草席，一床补丁重补丁的毛蓝布的铺盖，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草席上。竹棚里还有一盆燃着的火炭，一进来就觉得暖洋洋的，和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陈仁勇说：“怎么样，大姐，这屋子比你在重庆的洋房子舒服吧？热天不用电扇，冬天不用炉子，晒不了太阳，淋不了雨，四面八方都可以开窗子，东南西北风任你吹，空气新鲜，光线充足，早上有麻雀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