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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他说:对于共产党,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我们要从一个人身上了解线索,一网打尽。说了半天,县长才同意把他押进城来,起初说明天早上打电话,我说明天早晨人已经枪毙了,还有什么用?最后我把电话接通了,严定礼找何生讲了半天。何生不同意,他说陈亮佐是个要犯,怕廖玉璧带队伍在路上来抢人。严定礼也有点犹豫。我说叫他多派人押送,我也派队伍去接。这样,严定礼才叫他明早一定送进城来,现在问题不大了,放心吧!”
听到这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千斤大石头,一下子掉下去了。
我赶紧收拾东西出了城门,夏林他们早已在栈房外面等我了。徐清浦看看左右无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女儿,以后要注意,不要叫我爸爸,此地人要叫爹啊。”
我说:“现在我不是你的女儿了。”
徐清浦笑着说:“怎么?翻脸不认父了?”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出了城,赶了三十里路,到了跳石桥,在一个饭馆里吃早饭。忽然看见从场口进来二三十个敌兵,拥着一架滑竿,滑竿上绑着一个人,中间又押着一个人,一跛一跛地走着。
夏林说:“陈亮佐来了。”
陈亮佐脸朝下地绑在滑竿上,光光的背上烧起了血泡,听不见一声呻唤。周癞子上着五花大绑,还勉强一步一步地拐着走。我紧紧地看着,心里像刀刺一样的痛。
队伍走近了,我猛醒过来,叫大家都转过身来,警谨碰上了惹起麻烦。可是他们都像没听见,一个个用手摸着腰里揣着的枪,看着街上的敌兵一动也不动。
金积成恨恨地说:“妈的,这几个龟孙算得了啥,我们干掉他,把陈亮佐抢走算了。”
我生气了,低声说:“都给我转过身去,不准胡来!一切我都自有安排!”
大家默默地转过身来,听着身后的杂乱沉重的脚步慢慢走远了,我才松了口气。要抢人当然容易,可是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对徐清浦起疑心。我们打进去一个人不容易,暴露了会坏大事的,好在已经把人从枪口下救出来了,慢慢再想办法吧。
过了两天,周癞子释放回来了。陈亮佐在几次审讯中都没有口供,把死刑改为四年有期徒刑,收了监。
救了陈亮佐,我们又赶到重庆去运枪弹。这时候,四川军阀又开始混战,杨森卷入了刘湘和刘文辉的争战之中,把队伍开到川西资中一带去了,路上的警戒松了一些。我又带了厚礼,到重庆北碚拜见了袍哥大爷、当时的三防司令陈兴奇。陈兴奇佩服玉璧的为人胆识,拍着胸膛说要给沿路的毛毛土匪打招呼,为廖大嫂做“毛呢绸缎”的生意提供方便。这样加上我们一年多来所做的大量工作,由重庆到山上的水陆交通都基本上打通了。当然,后来陈兴奇也慢慢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个知书识理的年轻人靠拢我们,后来还入了党。
这次到重庆,接货很顺利。收拾停当,我叫夏林他们先回去,自己陪着两个孩子和曾三姐多玩了几天,一晃就过了中秋。这期间,听说红四方面军已从湘豫皖根据地往川北陕南移动。我们的人在川北各县越是打得起劲,不但打廿军的驻军哨卡,还打通风报信作恶多端的土豪。为了尽量争取当地的一般士绅,我们大家就交换着地区打。玉璧把队伍扯到大竹和渠县去打土豪,打得热火朝天。
待我回到山上,才知道形势已经半公开了。岳池、广安城里,一夜间就贴满了“打倒杨森”、“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连岳池城内县衙门的墙上,也贴满了捉拿杨森的“悬赏布告”,吓得县长严定礼每天半下午就关了城门,二更过后街上就不准人走动。我们又派了很多同志打入了敌人内部,有的在廿军中当了营长,有的甚至给夏炯作了副官,连县长严定礼的衙门里,也有我们的人。这样一来,我们的情报很灵通,敌人则处处被动。
屈元亮见时机差不多了,有一天就拿了一块江西苏维埃政府发的银元去见夏炯:“你看吧,当初我说去把廖玉璧拉过来你不干,还把人家老母亲抓来关起。现在听说红军要来,人家越是憋着气要报这个仇,连这种刻着镰刀斧头的银元都在广安、岳池流传起来了。唉,听说向廷瑞向司令也要到渠县营山去布防,我手头又没有兵力,团练局那几支破枪能顶什么用?要是二天廖玉璧和老百姓们联起手来,和红军来个里应外合,你咋个向军座交代……”
夏炯半天没开腔,最后咬咬牙,同意谈判。于是由屈元亮出面,徐清浦又说动了县长严定礼和禁烟处处长尚贤生,给玉璧作保,作中人,约定夏炯和他的副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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