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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紧急营救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来了。此时蒋介石宣布“隐退”，到处散布“和谈”的阴谋已经失败，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连南京也失守了。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变得有如惊弓之鸟，纷纷暗中为自己另谋出路。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战场上退下来的散兵和军官们，把精神堡垒①一带的赌场妓院，围得乱哄哄的，热闹非凡。这时候，照明和中央的关系接上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党组织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务去了。我们“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从原来的武装斗争转到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点上来，特别提到要防止敌人逃跑时大破坏。从云阳、奉节起义中退下来的蒋仁风②同志和我们这个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蒋林隐一听我们的计划就说：“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说动，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蒋仁风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惊，说：“老大姐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漆玉麟，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他抓进去的。现在他正伸长鼻子，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我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看来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憨大胆、闯江山的经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不上了。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一个堂兄陈仁堂。这个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们华蓥山第一次起义时的民主人士、川北民军总指挥陈徙南的儿子，后来却跑去考上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学校，出来之后就当上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曾经倾向进步，又和我是堂兄妹关系，我们对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为他掌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我又和仁风商量，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蒋仁风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这个徐远举，也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着蒋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救出来，要不然……我不甘心地到处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一青给我带了一个人来。

我一看，禁不住喜出望外。

来的这个人叫贾希一，是竹栖的好朋友，当年我还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后来我在万县的时候，他和一青都是当时万县城里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希一很长一段时间是由我们中央“特课”直管的特工人员，曾经打入过蒋介石的侍卫室，多次被敌人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