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页)

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③这里说的，已经近乎一些特殊的习惯，因为一般人不会从杂志上裁下那么多画片，放在书箱、案头和张贴在墙壁上，何况又是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呢。至于他保存阮玲玉的照片，那也可以看出他用心之细。阮玲玉是30年代的著名电影演员，因婚姻问题受到报纸毁谤，于1935年自杀，死时才二十五岁。遗书中有“人言可畏”一句，有的记者还不服气，说报纸没有那么大力量。当时鲁迅先生曾仗义执言，以“赵令仪”的署名，在《太白》上发表《论“人言可畏”》①一文，驳斥了某些报纸的不负责任：“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孙犁当时二十二岁，他收集阮玲玉的照片，很可能是在她自杀之后，这样做，不只是对一个美的形象、美的灵魂的钦仰和怀念，更是对于正义的支持。对于丁玲也是如此。在30年代一度盛传丁玲在南京遇害，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是那样焦急、悬念。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1980年11月2日给丁玲的信②里说：“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虽然也渐渐老了，但在30年代，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都受过您在文学方面的强烈的影响。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您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您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妆，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在这些热诚的话里，读者能够感到，他在老年还保存着青年时代的天真，在对丁玲进行形容时，简直又回到青年时代去了。

是的，爱美是人的天性，人都爱美，爱画，爱好看的色彩，等等；但是，恐怕远非人人爱得像孙犁那样有自己的选择，有深刻的内涵……。

这个特点，在孙犁还是孩子时，就显示出来了。当然，那时他几乎没有机会欣赏到高级艺术，他能看到的，只是民间的、普及的，如年画之类。但是，正是这些进入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他很多知识，使他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故事。每年春节，从旧历初一到十五，街上还出现一种用长绳串起来的作牙旗状的大型连环画，悬挂在大街之上，称“吊挂”，那是先在白布上涂一层粉，再绘以人物、山水、车马等，故事多来自封神、三国、五代残唐、杨家将等演义小说，一般妇女、儿童看不懂，已经读过这类书的孙犁是看得懂的。他也赶庙会和赶年集，那里卖画的多，是不用买门票的展览会，孙犁最喜欢去。在年集上，有年岁大的同学告诉他：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拿出一种叫做“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孙犁认为这些说法不经，没有去理。

倘若说，东辽城小学那两间改作教室的泥房是第一课堂，那么，上面讲的这一切就是孙犁的第二课堂。看起来，这个第二课堂要生动、活泼得多。他在东辽城小学读了四年，至少在这四年中，他更喜欢这个第二课堂，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也发现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也像孩子们走出“三味书屋”，来到了“百草园”吧。

当然，他终究还要回到“三味书屋”去，回到第一课堂，何况，这时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三味书屋”早已变成国民小学了呢。

在北方，农村学龄儿童的家长们有请老师吃饭的习惯，尤其在每年春天刚开学时，他们留有过年的酒菜，饭桌上还比较丰盛。孙犁的家里每年请两次老师，席间，他的叔父向老师要求，不要打孙犁，因为他有病。据我们想来，孙犁自幼文弱，好静不好动，不是讨打的顽皮孩子，叔父所以这样说，固有防患未然之意，多半则是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的爱护之心。

在课堂上，他念的是新课本，没有读过什么古文，但在农村接触的文字，如公文告示、匾额对联、婚丧应酬文字等，还大都是文言或半文言。他读的第一篇古文，是本家“私乘”——即某种意义上的家史吧：父亲在安国县经商多年之后，一心为祖父立碑，请一位前清进士写了碑文，托小学老师教孙犁习读，以便在举行立碑仪式时当众朗诵。父亲把这事看得很重，除出于光宗耀祖之虔诚，还寄有望子成龙之意。这样，孙犁就在每天课后读起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