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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基本完成。依我看，湖南今后应办的事情主要有三件。”

“哪三件？”谭嗣同问。

“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皆举，则于全省之事譬若握裘挈领了。”

大家都点头。

梁启超继续说：“开此三智，在朝廷而言，则为大变科举，废八股而专试策论。在地方上则为大办学堂，不但省城办，州县也要办，都要办成我们时务学堂这个样子。过两天我要向抚台大人建议，从各州各县挑选三至五个有学问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士人，分批来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专设一个这样的班对他们加以培训，培训半年，让他们回去在自己的州县也办个小时务学堂。贵省的大政治家曾文正公生前曾有志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撒到各地去，让他们在各地培养好的风气。曾文正公的眼光很远大，可惜天不假年，没有办成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曾氏乡人，在培养创办开明学堂种子这件事上，实现文正公的遗愿。”

众皆报之以掌声。

梁启超说得更起劲：“贵省是一个文化渊源长远，人才层出不穷的地方。周濂溪创立的理学，惠泽我中华民族达千年之久；王船山博大精深，船山学说实为集儒家学说之大成；更兼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一批三湘子弟，经世致用，拯危扶难，为天下读书人挣足了风采。启超自懂事起，就向往这块地灵人杰之乡，这次能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结识了在座诸位，实为三生有幸。”

谭嗣同起身举杯，说：“卓如先生说得好，我们为他的这番深情浮一大白。”

“好！”众人均一饮而尽。

熊希龄说：“贵省地处海疆，得风气之先，哺育了南海先生这位当今圣人，也造就了卓如先生这样的大才。”

“称我为大才不敢当，南海先生倒的确是个圣人。”梁启超面色庄重地说，“南海先生学贯中西，识通古今，最了不起的是他能从《　春秋公羊传　》中悟出了孔夫子原来是个最早最伟大的改革家。孔夫子的通三统、张三世的思想，两千年来一直如宝珠沉沙，不为世人所识，南海先生重新把这颗明珠挖出来，告诉国人，据乱之世已到尾声，升平之世即将来临，太平之世也将为期不远了。”

粱启超说到这里，心情十分激动，他挥起右手，俨然公车上书时涕泣演说的模样。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杨度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康南海学问渊博，的确令我辈佩服，不过，通三统，张三世，乃东汉人何休的观点，并不是孔夫子提出的，为什么康南海硬要把它扯到孔子的身上呢？”

代懿也说：“是的，家父也就此事多次批评过南海先生。”

梁启超笑了笑，说：“孔子虽然没有明说过三统三世的话，但他的实质正是何休所解释的。南海先生指出这是孔子的思想，并不错，何必要拘泥于字面呢？”

谭嗣同接言：“南海先生的学说遭人诘难的不少，其实许多人并没有仔细读过他的书，只因他的书名起得诡异，便竞相指责。好比《　新学伪经考　》，若改名为《　旧学真经考　》，则人将倾服惟恐不及，哪里还敢诋毁。”

眼见杨度还想据理辩驳，熊希龄忙岔开话题：“卓如先生刚才说的办学堂开智识，的确是很有见地的主张。我再请问一下卓如先生，你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哪里？”

“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君权盛而民权衰。”梁启超不假思考地回答。

杨度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但他素日思考得并不多，便说：“请言其详。”

梁启超侃侃而谈：“中国历来只有君主而无民主。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所为者一家一姓；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所为者民众百姓也。从秦汉以来，都把江山社稷看成是皇帝一家的私产。这样的皇帝，说穿了，不是圣上，而是民贼！真正的圣上，在中国没有，全世界也很少，近世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那才是真正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国家事，本是众人之事，国家要强盛，就非要众人共负起责任不可，而责任与权利是密切联系的。眼下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实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故争民权，行民主，乃今时救国之善图，而欲达此目的，非维新变法不可！”

“卓如这话说得好！”谭嗣同放下酒杯，从容地说，“中国政治之坏，根本一点就是颠倒了君民之间的关系。其实生民之初，并无君，皆为民，后世举一民为君，才有君产生，故君为末，民为本。孔夫子一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位，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著《　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