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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英帝国主义和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唆使，阴谋周恩来为左权将军题写的墓碑袭击广州。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和统一广东，1925年2月国共两党共同组织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以军校教导团第1、第2团为主力，东征军从出师到攻取平山，“为时半月，驱敌数百里”。继而又以锐不可当之势光复潮安、汕头。在战斗中，黄埔健儿，奋勇拼搏，所向披靡。

棉湖战役中，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与10倍于己的精锐敌军相遇，军校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顾性命与敌相拼。校军因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全军政治方向明确，再加上平时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战斗力在战斗中发挥到最高程度，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虽然损失极大，仍严守命令。这次战役，教1团死伤半数以上。以3营为例：营党代表、副营长阵亡；3个连长，2死1伤；9位排长中，7人阵亡，1人负伤；士兵共385人，战后仅剩110人。虽然有这样大的伤亡，但3营阵线却始终未动，勇克敌军劲旅。仅从这些牺牲数字，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教1团将士之英勇，时人称奇。

攻打潮安城时，学生军只有12人冲入城内，吓跑了驻在城内的洪兆鳞部守军。打淡水时，学生军争先恐后，不知道什么是生死。一个士兵身临城下，敌人在城上俯射，将这位士兵的军帽打掉，但他毫不畏惧，“从容地反将敌人打死”。他们中，有的头被敌人打伤了，就“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共产党员刘畴西身负重伤，战后截去左臂。蒋先云总结这次东征的情况时说：“我校教导团的士兵，受训练最久的，也不过六七个月……可是‘革命军’3个字，早已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身上没有半文钱，沿途不敢侵犯乡民一草一木”。他们在战斗中“个个不怕死”，“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由此可见，具备了“黄埔精神”的校军，作战时勇往直前，是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关键。

朱德为左权将军题写的悼词第二次东征从1925年10月初开始，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彻底打垮了以陈炯明为首的军阀，收复东江，实现了广东的统一。周恩来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黄埔军校建立之前，“虽有20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地，而胜负不决”。黄埔军校建立后，仅以黄埔生为骨干成立了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黄埔生李奇中也以赞扬的语言说：“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次战斗中，黄埔军确实发挥了黄埔精神，取得了革命的光荣称号。”两次东征，黄埔师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全歼陈炯明叛军，而且对百姓秋毫无犯，赢得了广泛地支持。

北伐战争时，革命的黄埔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乘胜前进。他们作为北伐军的核心力量，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第4军独立团，营、连长多数是黄埔军校第1、第2期毕业生，其中有许多基层指挥员是共产党人。他们既是指挥员、战斗员，同时又是宣传员。为了统一中国，他们冲杀在前，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因而“不及半载，迭克名城，会师武汉，其奋斗勇敢之精神，至可钦佩”。又如第1军第2师第6团的营、连长，他们中多数是黄埔军校第1、第2期毕业生。他们与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互策互励，格外奋勇。在攻打武昌，推荐敢死队队长时，黄埔出身的连长，都纷纷报名，他们分别带领敢死队队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争先登城。有位队长在登上两丈高的城墙时，被敌人打了下来，他爬起来，立即以备用云梯爬在前头，指挥作战。在他们的带领下，攻城官兵精神抖擞，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在叶挺独立师任团长的共产党员蒋先云，作战中负了伤，坐着担架还在指挥，牺牲时年仅25岁。这些有“革命军的特色”的黄埔健儿，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黄埔军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给黄埔革命精神增添了光彩。

由于这些出身黄埔的精兵强将在北伐战争中起着模范和骨干作用，他们“为民众求解放”的革命行动，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其奋斗勇敢之精神，至可钦佩”。因而北伐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饮马长江，扫荡中原，歼灭吴佩孚、孙传芳数十万大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黄埔之名，盛极一时。吴佩孚曾哀叹，自己的军队是“不怕死”，而黄埔军是“不知死”，“胜败之分，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