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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选编了四十多位现当代作家的代表作，《蒋子龙代表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几乎每一个被入选的作家，都是仅仅得到二百元钱左右的稿酬，而他们的书都有几十万字。

最不值钱的，也许是那部《郭小川代表作》。它的稿酬是一百八十元零五角。汇款单上也没有注明这笔钱的来由。郭小川之子郭小林也把汇款退了回去，同时写信说明了退款原因：一、不尊重作者；二、计算有误。后来，出版社复函承认计算有误，表示要增加。增加多少呢？九十元钱。也就是说，这部著作的全部稿酬应当是二百七十五元零五角。

这就是一部优秀作品的价值？

这太不合理了！

出版社派来的同志对笔者说：是，是不合理，但是，是符合国家稿酬规定的。

于是，他们就拿出一个很大的信封，从里面掏出一份早些年间的内部文件。据说那文件规定已经出版的作品如被再次选编，只能给这么一点稿酬。“不是我们不想多给，但文件是这么规定的。再说，我们是国家的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已经亏损了五十多万元。”

使用者与创作者（2）

一些著名作家经受的侵害尚且如此，那些普通作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舞蹈研究所的老郭编写了一套舞厅舞教材，由某报纸配合电视台的舞厅舞电视片在报纸上连载。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电视教学片在播出两集后停播了，报纸的连载随之中断。但是，报社没把教材的稿件退给作者。他们要派新的用场。

当时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把这套教材汇集成册，报社就跳过作者，自行组织人员根据教材加工整理一番，交给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还挺畅销，印数达到十万册，可是作者本人并不知道这个经过，只是在书店看到书了，才发现这书原来是自己的那套教材。他通过版权局找报社评理，报社这才意识到：“未向作者打招呼、未经作者同意，这做法不妥。”

不妥——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两个字。

听这话的意思，似乎报社超越作者的权利把稿子拿去加工出版是正当的，只是处理方法不够妥善。这就好比，把别人家的财产拿出去变卖，到末了说一声“不妥”就可以解脱了似的。

全国许多家报纸连载或选载了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作品，大多数不打招呼，不付稿酬。权延赤委托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追讨。委员会的张树英同志发现西安一家报纸选载过，就趁着到西安办事的机会找上门去，但报社就是不肯给。张树英为此在西安呆了好几天，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还连夜写出七页纸诉状扬言要打官司，可是那家报社仍不理睬。

他们说：“我们选载文章从来没付过稿酬。”

这话讲得挺蛮横，就好比擅自将别人家的财产卖了赚钱，连给人家个零头都不肯。

天津几位作者合编了一本书，送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后来放弃了出版计划，却不把书稿归还作者。三年后，作者催要书稿，出版社说：“书稿被耗子咬了。”

作者把稿子拿回一看，真的，耗子咬了书稿的“人体生理”部分，咬烂了三万多字。

使用者对作者及作品的态度由此可见。

使用者对作者的侵权也存在于影视作品中。这方面的纠纷大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尊重原著，维护作者的修改权和作品完整权。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就为此着实烦恼。

麻烦出在他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桥隆飙》上。

这部小说在文坛刚刚复苏的那个时候，还算是有了较大影响，发行量达一百五十万册以上。中央电视台两位编剧想把它搬上荧屏。

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当曲波听到他们的改编构思时却不禁摇了摇头。改编者提出以复仇为基调，将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取名为《复仇的旋风》。这种取名和构思，意在争取观众，但是，与原著的精神显然不符。曲波对他们说：希望你们再好好读一读原著，按照原著的精神，在电视剧中写好我党如何将一支农民起义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艰苦历程。

两位改编者表示同意曲波的主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曲波看到他们送来的《桥隆飙》电视剧本的时候，发现它仍然背离原著的精神。他当即表示：不同意这样改编，建议重新改写。他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这是每一个原作者都有的权利。作者可以决定自己的作品是否改编，以及如何改编。

曲波仍不放心，在送走两位改编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