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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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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