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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日，荀诩一直在郤正的帮助下对整个吴国国情、政局现状、经济政策、军事体系、民计民生等诸方面进行考察，以试图对这个位于长江南岸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印象。与此同时，荀诩还频繁地出现在各个东吴大臣的宴会之间，与吴人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期间他还受到了孙权的接见，并得到一块玳瑁壳作为赏赐。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荀诩心中原本抽象的东吴变得丰满实在起来。他在一封写给裴绪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经过两次权力转移与数十年相对安定的统治以后，江东政权自孙坚时代培养起的那种锐意进取的气势已经被和平销蚀得所剩无几。历史原因与地理原因的双重影响令东吴君臣滋生出一种从外人视角来看很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很骄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被称为自大——从吴主到最基层的平民普遍认为任何针对东吴的军事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想法有其历史渊源，孙权即位以来曾经遭受过来自曹魏与我国的数次大规模攻击，但最终都成功地将其顺利击退，这些胜利都是间接或者直接得益于长江。在我与吴人的交谈中可以发现，长江作为天堑的存在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江的安全感削弱了他们对外界政治变化的敏感程度，使之对现状很满意，并相信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讽刺的是，作为一枚铜钱的两面，这种封闭式的苟安心态不仅带给吴人优越的安全感，也成为了他们向外发展的障碍。与辉煌的防守战相比，东吴对外用兵的记录惨不忍睹，要么是完全的失败——比如建安十九年的合肥之战；要么是战略意图十分混乱——比如建兴六年的石亭战役，从战术上来说陆逊将军无懈可击，但在战略上东吴除了消耗了大量物资以外，丝毫没有收益。我想这可能是肇始于东吴将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东吴的南部疆土与我国南部局势类似，广泛分布着松散的蛮族部落，相当一部分东吴将领就是靠镇压蛮族来积累资历。因此东吴的军事行动呈现出鲜明的讨蛮式特色：缺乏一个大的战略构想，只确立无数短期战略目标，而且他们乐此不疲。这与我国明确的战略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正因为如此，东吴君臣很明显抱有一种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态，这导致武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始终缺乏一个明晰的定位。他们将自己视做一个独立政权，但又向曹魏与我国称臣，暴露出武昌视自己是一个相对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割据政权的不自信；而每当称臣这一议题进入到实质操作阶段的时候，武昌又立刻退回了自己最初的立场——和他们的军事行动一样飘忽不定，没有指导性的原则。让所有人，甚至他们自己都无从捉摸。

这种对外消极对内自大的心态终究让东吴的小圈子化更加严重，在我接触过的吴国臣子当中，大多数人在表现出对东吴独立意识的强烈自满。究竟这会引导我们这个可敬的盟友走向一条什么样的轨道，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实在是令人玩味……”

第三章　荀诩到任第七日

四月二十四日，荀诩到任武昌的第七日。

荀诩在太阳刚升至天顶的时候从敦睦馆走出来，朝着城里最繁华的朱雀区步行而去。他今天穿了一身不起眼的浅黄色短袍，并按照吴人的习惯将胸襟解开一半，两边朝衬里各折过去一寸。这是因为江东天气已经转暖，将胸襟解开保持风气畅通，人不容易出汗。他用一条束在腰间的布带将袍子的下摆扎起来，这样行走起来更加灵活。

从一出门，荀诩就注意到敦睦馆对面的槐树下有两个农夫装束的人从地上站了起来，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他知道这两个人是东吴派来监视自己的，心中毫不惊讶，面色如常地继续沿着大街缓步而行——针对敦睦馆人员的监视这早就是一个双方心照不宣的秘密。张观甚至告诉他万一在武昌城里迷了路，还可以找这些形影不离的跟踪者问路。

张观还告诉荀诩一件趣事：曾经有一次馆内的一名书吏外出办事，办事地点与其中一名跟踪者的家相邻。那名不幸的跟踪者在监视途中正好见到自己的老婆与别的男人偷情，一时没控制住情绪冲进去捉奸，两个人撕打起来，最后反而被那名书吏劝解并报了官。这件事一直让吴国的情报机构面上无光。

从宣阳门附近的敦睦馆向南走到武昌内河的朱雀门一共有五里路，这段街道被称为御苑路。这条路两侧多为东吴官署与驻军营地；当苑路到达朱雀门以后，依着内河的走势左右伸出两个分支，形成长贞与衢塘两个商业区与居民区。那里是武昌最繁华的地区。

荀诩顺着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