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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土匪头目为报复，向我军豫皖苏四分区秘密诬告说：新蔡县有个大恶霸地主任芝铭，集枪数十支，占据新蔡县城为非作歹。新任首长不明真相，派一位张指导员率领一个分队奔赴新蔡，于1947年12月12日午后去抓我父亲。父亲问明来人是解放军，让族人去找区长。区长不在，父亲便命令城防队交出枪支、马匹，束手就擒。张指导员见我父亲年高，准许他坐手推车，其余被抓的在场十余人，则被绑缚而行。行几十里路后，中途住下。第二天路上，同被抓来的任馨寰、祖效唐找机会向张指导员讲了我父亲的经历，之后，一行人被松了绑。我父亲被抓后，我的继母朱氏婶派人找到县长王达夫报告情况。王达夫赶紧发去专函，证明任芝铭是一向支持共产党的爱国*人士。第四天，解放军一位处长找我父亲，说明这是一场误会，郑重表示道歉，并要退还枪支马匹。父亲说，在蒋管区里人人自危，买几支枪可以自卫。现在解放了，不需要了，枪就捐给解放军好了。一行人旋即被释放回县。

那之后，当地残存的国民党剿共武装四出活动，频频杀人。因安全没有保障，父亲暂离新蔡，去到信阳，在第5绥靖区司令张轸那里暂住。1948年2月，他从信阳飞往重庆，到我大姐任馥坤家中暂住。

在重庆，他赋闲也不忘国忧。在他的学生、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1948年底发出促蒋下台的亥世（12月31日）电之前，他曾几次写信给刘积学，恳切讲明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前景，劝他当机立断。张轸在1949年5月率部起义之前，1948年秋即将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往重庆写信告诉我父亲。父亲回信说：“大厦将倾，一木难支。明智些，就该不干。不能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他除自己劝说张轸外，还嘱刘积学加以劝说。那时，大家都相信共产党最主张*。父亲觉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理想，就要实现了。

1949年4月，局势比较安定后，父亲由重庆返回新蔡，5月底去开封。那时，我二姐任锐已经病逝，但是周总理、朱老总他们认为我父亲年事已高，暂不告诉他为好。作为家人，我们也不想很快告诉他。可是，他一到开封，就从报上看到了女儿病逝的消息，非常震惊，难过无比。6月初，他赶到北平。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1）

自从父亲送我到延安后，我跟他已经十一年没有相见。分手前，我还是个馋吃炒面的小女孩，父亲为了让我做好吃苦的准备，特意不给我买炒面吃。那情那景，如在目前。十一年后的今天，在我二姐去世后的悲痛日子里，在解放了的故都，父亲终于跟我们——我三姐任载坤和她的丈夫冯友兰、我和我的丈夫王一达，还有我和三姐的孩子们——两家三代人团聚。他还见到了刚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孙维世。想来，其悲其喜，交集心头，八十老父一定感慨万端。

那时，我和一达住在什刹海边我三姐家的一套院子里。我们把父亲也接在这里，一起住。那是白米斜街3号，以前清朝张之洞的房子，我三姐他们早些年买下来了。住在那儿时，朱老总曾派车去那儿接我父亲到中南海做客，晚上又给送回来。我想起在延安时，一次朱老总在鲁艺做完报告，让人把我叫到乔儿沟教堂的一间屋里，问我：“你是任锐的妹妹？”然后就跟我谈话，聊我二姐和二姐夫孙炳文。我记得他说起我父亲：“任老很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很有威望，可惜我没会见过。”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会见”说“回减”，我至今清晰记得。朱老总特随和，有次在杨家岭大礼堂看完我们演出，他到后台来看望演员，抱起我的儿子延风逗了半天。

父亲那次来北京，也在清华大学我三姐家住过。周恩来同志曾到那里去看望他，尊称他“伯父”。周恩来和朱德尊重我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俩跟我二姐夫孙炳文，是生死之交。

父亲这个人，一生不攀上，人家当官的不跟他打招呼，他绝对不主动去打招呼。从教授私塾到办学校，他在二十岁到八十岁的一个甲子里，基本上一直从事教育。做新蔡县今是学校董事长时，曾兼任校长，还兼新蔡县四育中学副董事长。他一直坚持教授国文课，直到七十九岁。现在，他女婿的挚友都成了开国元勋、中央领导，却对他这一介书生，亲如家人，这使他深受感动。周恩来同志还指示河南省尽快安排我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父亲9月带我和三姐回新蔡后，赴河南省会开封，以八十岁的高龄，精神矍铄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父亲的一生，总结起来是，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抗日，他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