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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量的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曾在开皇二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乃诏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以利漕运。接着开皇三年，杨坚又“以京师仓廪尚虚”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卲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杨坚企图以治标之计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严重困难。

但是，即使是这个治标之计，也同样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进入关中的崤函古道艰险难行，古代的陆路运输工具又非常落后，并且运费高昂，故而要把外面的粮食运进去，只能走相对更为便利的黄河，而三门峡是黄河漕运的必经路段。但是三门峡水流湍急，十分惊险，对于路过的船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曾考察黄河，在《水经注》撰写道：“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横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这一困难，杨坚于开皇三年，“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这里的“砥柱之险”，就是三门天险；“达于常平”，即水运至陕州常平仓。能作到这一点的，就“免其征戍”，意在以格外的优待条件，鼓励越过三门天险往关中运粮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仍视三门天险为畏途。所以，自开皇四年起，便采取“自小平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而达于京师的办法。其目的在于绕过三门天险这段水运。这自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克服三门天险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是这样的运输量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陆运需要的车辆与人丁过多，费用过昂；另一方面，还由于陆运也同样艰苦。因为自小平达于陕州的陆运，必需经过岗岭起伏，深沟满布的淆、函山谷之中，“峻阜绝涧，车不可方轨”。自古被称为险道，为兵家行军所忌之地。所以，杨坚虽然采取了自小平陆运以绕过三门天险的措施，仍然不能扩大漕运量，以致开皇五年，就不得不允许关中贫民，“往关东就食”。到了开皇十四年，因为“关中大旱，人饥”，连作为皇帝杨坚本人也不能不率领他的文武百官“幸洛阳”，至于关中百姓，允许他们“就食”关东。在就食途中，“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其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小平陆运既然根本无法解决关中饥荒问题，到了开皇“十五年六月戊子”，杨坚又被迫恢复水运，而且“诏凿底柱”。即沿着三门峡两岸岩壁，凿空架设人工栈道，以利于纤夫牵引，这自然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其效果来说，也没有对漕运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在杨广登基前，关中一直处于一种粮食不足的状态。

第四十三章　洛阳地利

粮食的缺乏使得作为大隋帝国的帝都长安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使得大隋朝廷处于一种无奈的地步。缺粮尴尬的长安在那时已经不再适合作为日渐强大繁荣的大隋王朝帝都，因为这样尴尬的长安将严重制约着大隋的强大。在做太子的时候，杨广就清楚的看到了这个帝都的尴尬，但是年迈的父亲杨坚已经没有了那种魄力与决心去改变。作为一个追求圣王事业的杨广他是不会让一个小小的尴尬制约着他统治下的大隋未来的强大，所以在东宫的他就在谋划着解决帝都的问题，而迁都洛阳就是解决这个帝都长安尴尬的一种方法，因为洛阳能够比长安更好地解决作为帝都带来的人口压力。

洛阳地处伊、洛平原，那里土地肥沃，早有千金曷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产品足以自给；何况还有河北的黎阳仓，粮食可以直运洛阳；杨坚时又修建了河阳仓，更储备了大量粮食；开皇七年（587）命梁睿修建之梁公堰，更有利这里的运输

还有洛阳的水路交通来说，东依黄河而达于海；北溯沁水而上可达怀州一带；东南方面，早在汉平帝永平年间，王景治河汴，曾开凿苌荡渠等，只要稍加修治，就可与泗、淮相连；洛阳周围，又有伊、洛、躔、涧诸水，像蜘蛛网般地交织于洛阳北、南、东、三面。因此，在杨广开通南北的大运河之前，洛阳的水路交通就已经很方便。至于陆路交通，由洛阳向北于孟津渡河，可以直通并州，东北达于燕蓟；由洛阳向南可以南下荆、襄；西南过武关而入汉中，东有陆路直达郑、汴，故而杨广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