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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后，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谓芳为得。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长短相倾，稽考两律，所容殊异。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参差，抑中无所，自立一途，请求议判。当时议者，或是于匡。两途舛驳，未即时定。肇又云：权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论，岂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

自尔以后，而匡与肇厉言都座，声色相加，高下失其常伦，噂竞无复彝序。匡更表列，据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营督，规立钟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誉。乃凭枢衡之尊，藉舅氏之势，与夺任心，臧否自已。阿党刘芳，遏绝臣事，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经按古者即被怒责。虽未指鹿化马，移天徙日，实使蕴藉之士，耸气坐端；怀道之夫，结舌筵次。”又言：“芳昔与崇竞，恆言自作，今共臣论，忽称先朝。岂不前谓可行，辄欲自取，后知错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体，深失为下之义。复考校势臣之前，量度偏颇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嚣言肆意，彰于朝野。

然匡职当出纳，献替所在，斗尺权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见，能练臧否，宜应首唱义端，早辨诸惑，何故默心随从，不关一言，见芳成事，方有此语。计芳才学，与匡殊悬，所见浅深，不应相匹。今乃始发，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规成虚誉。况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云：“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汉时事，宁有铭伪新之号哉？又寻《莽传》云：莽居摄，即变汉制度。考校二证，非汉权明矣。复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权然相合。更云：“芳尺与千金堰不同。”臣复量比，因见其异。二三浮滥，难可据准。又云：“共构虚端，妄为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制。”

臣按此欺诈，乃在于匡，不在于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专造钟律，管籥优劣，是其所裁，权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门下索芳尺度，而芳牒报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复应下黍，更不增损，为造钟律，调正分寸而已。”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芳于尔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岂为诈也？计崇造寸，积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诏书。以黍成寸，首尾历然，宁有辄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僚是望，言行动静，必副具瞻。若恃权阿党，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赵高，何以宰物？肇若无此，匡既诬毁宰相，讪谤明时。岂应谈议之间，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际，轻生刖足之言。赵高矫惑，事属衰秦；卞和抱璞，时遇暴楚。何宜以济济之朝，而有斯谤者哉！阻惑朝听，不敬至甚，请以肇、匡并禁尚书，推穷其原，付廷尉定罪。

诏曰“可”。有司奏匡诬肇，处匡死刑。世宗恕死，降为光禄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为兗州刺史。匡临发，帝引见于东堂，劳勉之。匡犹以尺度金石之事，国之大经，前虽为南台所弹，然犹许更议，若议之日，愿听臣暂赴。世宗曰：“刘芳学高一时，深明典故。其所据者，与先朝尺乃寸过一黍，何得复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执不经，后议之日，何待赴都也。”

肃宗初，入为御史中尉。匡严于弹纠，始奏于忠，次弹高聪等免官，灵太后并不许。以违其纠恶之心，又虑匡辞解，欲奖安之，进号安南将军，后加镇东将军。

匡屡请更权衡不已，于是诏曰：“谨权审度，自昔令典，定章革历，往代良规。匡宗室贤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贵，以时验决。必务权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诏曰：“故广平殇王洛侯，体自恭宗，茂年薨殒，国除祀废。不祀忽诸。匡亲同若子，私继岁久，宜树维城，永兹磐石，可特袭王爵，封东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讫，请集朝士议定是非。诏付门下、尚书、三府、九列议定以闻。太师、高阳王雍等议曰：“伏惟高祖创改权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参差。且匡云所造尺度与《汉志》王莽权斛不殊。又晋中书监荀勖云，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于是依《周礼》，积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钟，遂改正之。寻勖所造之尺与高祖所定，毫厘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时亦准议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迈前王，睿明下烛，不刊之式，事难变改。臣等参论，请停匡议，永遵先皇之制。”诏从之。

匡每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澄时致执夺，匡刚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犹在僧寺，乃复修事，将与澄相攻。澄颇知之。后将赴省，与匡逢遇，驺卒相挝，朝野骇愕。澄因是奏匡罪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