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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大传阁下谨宜。

我们知道，张匡邺是后晋派赴于阗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匡邺的出使，是涉及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大事，而三界寺图书馆，一个纯宗教性质的藏书库，竟然出现了他的全衔名讳，这不是意味深长的吗？当然，敦煌文献中的很多吐蕃文、于阗文、汉文世俗文书，都是作为写经纸的纸背而存在的，而三界寺能从哪儿获得这些有关于阗王国的文件，而取作“废纸”，再用来写经文呢？

当然，我只是指出：三界寺或许在五代末、宋初（李圣天在位时）的一个时期之内，为于阗僧人住持，或成为于阗国在敦煌的产业，这绝不可能有多长时间。在大多数的年代，三界寺与于阗国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之谜的谜底应该是：由于于阗王国在灭法战争中处于劣势，由其支持的三界寺生存困难，同时人心惶惶，封闭了图书馆甚至是停办了寺院。后来，其僧人或是远赴国难——另一个意义上的“勤王”，战死在和田绿洲。或是当于阗王国灭亡之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四散逃亡，求生不归，致使石窟一封无启，成了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幸运”——把整个图书馆留给了20世纪！

总之，不管上述说法能否被证实，在佛国于阗的最后、最艰难的日子里，与敦煌莫高窟，尤其是藏经洞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于阗及其灭法史，应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　编

辉　煌　与　寂　寞

一、经行者笔下的佛国

聊斋中的取经寓言

纵观于阗王国长达1300年的立国史，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佛国。作为名传遐迩的“西天佛国”之一，于阗一直是中原僧侣路经、探访的对象。所以，在于阗国还存在时留下过具体记载的探险家，主要是虔诚的释子。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这样一则故事：

清初，两个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经历18个寒暑才到达东土，同行者12人，只有2个生存。问他为什么要舍命来中原，他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他说，西土相传在中原四大名山——泰山、华山、五台山、普陀落伽山——遍地黄金，而观音、文殊等菩萨还活着，就在那儿讲经，凡能到达者就会立地成佛，长生不死。听到西僧的话，蒲松龄马上联想到，这就像中原僧俗之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误传释迦牟尼始终在灵山雷音寺讲经。“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必当相视失笑，两免跋矣”！这并不一定是“纪实文学”，也许是蒲氏自撰的寓言。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篇题作《西僧》的故事，的确意蕴深刻，引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原释子普遍向往的西行求法，不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特殊的探险。　。　想看书来

二、佉卢文秘史（7）

法显驻锡于阗：浴佛节——泼水节

比较早地到过于阗并留下经行记录的，是南北朝时的释子法显。

法显西行目的相当明确，是因为“慨（中原）律藏残缺”而到西天——印度——“寻求戒律”，这也是此后释子西行的基本动因。法显是于后秦弘始二年（400）首途，那时他已60多岁。他是开始探险时年龄最大的西域探险家！西域各国当中，于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于阗见闻是《法显传》中篇幅最大的一个段落。而于阗最让他倾心的，则是举城出动的僧俗行像活动。为等待观摩于阗行像，法显在此留居了3个月。

当时于阗最著名的禅林，一是王新寺，二是瞿摩帝寺。王新寺历经三代国王修建，以80多年的建筑期，才完全落成，佛塔高达25丈，除佛像，连门窗都饰以金箔，丝绸之路塔里木南道6个城邦国家的国王，都以所藏无价之宝作为王新寺供养。张广达、荣新江所著《于阗佛寺志》指出，王新寺即《大唐西域记》及敦煌文书中的娑摩若寺。瞿摩帝寺，曾一度被误认为就是于阗第一寺——赞摩寺。但瞿摩帝是大乘僧寺，法显说，该寺有3000名和尚，并描写了3000名寺僧一齐用餐的肃整有序场面。

每年的四月初八日，是如来佛生日，佛国于阗一大节日就是该天举行的浴佛节——另一种意义上的“泼水节”。为庆祝佛生日，届时将有盛大的行像仪式，那实际上是一次僧俗共庆的抬佛像游行。我们此前曾介绍过佉卢文文书所记载的精绝行像仪式。与之相比，于阗行像规模、气势大得多。从四月初一开始，于阗各城，特别是王都，便开始打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