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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视野，提高自己的野外工作能力，以大家风范拟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

土垠遗址

楼兰/罗布泊地区，是黄文弼的工作重点。1930年4月，他孤军深入条件严酷的白龙堆，罗布泊地区春天的黑风暴——“喀拉布兰”，料峭的春寒，进退失据的危机感，全被他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化解得一干二净。只要站在罗布泊板结的盐层上，他的心中就翻涌着历史感。只要身处雅丹、迈塞（风蚀土台）群里，他就不会感到孤单苦寂。在维吾尔族向导、猎人阿不都热依木（在其著作里译作“阿不都拉亦木”）协助下，他发现一个从未为探险家到过的汉代遗址，由他命名为“土垠”。他在楼兰古墓群作了发掘，收获可观。应该特意指出的是：他在土垠曾发现了70多枚汉简。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其他探险家，在这一带也曾发现过许多汉文木简或汉文文书，但年代全部是魏晋时期的遗物，而黄文弼发现的，则上起西汉元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下迄于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9年~公元前12年）。把历史时期向上伸展了约300年，为汉代的楼兰地区历史提供了绝好的物证。

离开罗布泊地区，他用半年时间环绕塔里木盆地作了一次艰险困苦、前所未有的考古调查。应该特别指出，他是第一个由北向南，自沙雅起程横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国学者。

1934年5月，他第二次到罗布泊地区做考古工作。此次对土垠附近地区作了认真的调查，对汉代通过楼兰的交通线走向，有了直观的了解。

就像斯坦因一样，黄文弼也在一段古道上拾到约800枚汉代的五铢钱和铜箭镞。说真的，有了这两个实例，我倒有些怀疑这些钱币是不是真的属于意外丢失了。这似乎更像兵法的“疑兵”——让钱或兵器故意遗失，引拾捡的敌人走进歧途，来摆脱尾追的敌军。

抗日战争期间，黄文弼离开北平，到西北大学任教，并于1943年再次赴甘肃、新疆考察。

荒野的召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黄文弼又于1957年率领一支考古队第四次远赴新疆。此时他已是64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但只要能去新疆，一切都不在话下。也许这就是“西域情结”吧！在罗布泊地区，他认真探查了若羌卡尔克里克古城和米兰古城。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2）

在前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考察过所有那时已知的新疆古迹，生前及去世后，出版了《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众多著述，主要著作还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在上述著作中，尤以《罗布淖尔考古记》、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最为重要。这两本书是每一个关心西域历史考古及探险史者的人必读之作。我每次捧读，都有常读常新之感。每次捧读，都深深受到黄文弼顽强意志、学识广博的感召。而每当我在新疆天山南北作考察旅行时，总觉得就追随在黄文弼身后，呼吸领悟着他的执著，他的超拔。他对西部的挚爱之情，对西域历史命运的关注，一点一滴地输入到我的血液里。

陈宗器与雅丹

我生也晚，陈宗器、黄文弼、袁复礼、徐炳昶都是我由衷敬佩的前辈学者，但又都以未曾亲聆教诲为憾。我是从他们的著作与事业进而“结识”他们本人的。

陈宗器先后两次到罗布泊地区工作。第一次是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地球物理学家，与瑞典同行霍涅尔自河西敦煌进入罗布泊，时在1930年12月~1931年6月；第二次即作为中国国民政府铁道部勘察团团员，与斯文·赫定一同从尉犁乘船抵达罗布泊新湖，时在1934年4月~8月。两次加起来共近一年，其中直接留驻罗布荒原进行科学考察的时间就长达4个月，这在中外学者中都是少见的。

在河西时，他的重点在气象方面。二三十年代之交，河西、新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文化更远远落后于内地。他们的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完成的，要自己创造最基本的条件，还得随时注意安全。他们不止一次与土匪遭遇，又曾因气象观测的设备被讹传为“俄国人运来了大炮”而险遭当局拘捕。当地传说，他们是为外国人找宝来的，并有鼻子有眼地说他们在额济纳河上挖出两对金鸭子，还说他们进南山是寻找一种仙花，如果这仙花被他们找到，那么河西将发洪水，百姓将被淹没。种种传闻，使他们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