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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处查明，那位年轻女子出身希腊富家，到英国来访友。在英国和一个叫哈罗德·拉蒂默的年轻人相遇，这个人掌握了她，终于说服她一同逃走。她的朋友惊悉此事，便急忙通知她住在雅典的哥哥，以便洗清干系。她哥哥来到英国，冒失地落到拉蒂默和他那个叫威尔逊·肯普的同伙手中。肯普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家伙。那两个人发现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便把他囚禁起来，用毒打和饥饿迫使他签字，以夺得他和他妹妹的财产。他们把他关在宅内，姑娘并不知情，为了使姑娘即使见到哥哥一时也认不出来，便在他脸上贴了许多橡皮膏。然而，由于女性的敏感，正当译员来访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哥哥，便一眼看破了伪装。不过，这可怜的姑娘自己也是被囚禁的人，因为在这所宅院里，除了那马车夫夫妇之外别无他人。而马车夫夫妇都是这两个阴谋家的爪牙。两个恶棍见秘密已被揭穿，囚徒又威武不屈，便携带姑娘逃离了那所宅院。原来这所家具　齐全的宅院是他们花钱租赁的。他们首先要报复那个公然反抗他们的人和那个出卖他们的人。

几个月后，我们收到从布达佩斯报上剪下来的一段奇闻，上载两个英国人携一妇女同行，忽遭凶祸，两个男人皆被刺死。匈牙利警署认为他们因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身亡。然而，看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却不以为然，他一直到今天还认为，如果能找到那位希腊姑娘，那就会弄清楚她是怎样为自己和哥哥报仇雪恨的。

回忆录　第十一章　最后一案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调查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见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不错，我近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筋疲力尽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以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顺墙边走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对我是非常了解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还不承认有危险，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香烟，好象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我还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把手伸出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两个指关节受了伤，正在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