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页)

县全境解放。

10月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安定县瓦窑堡。此时，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令东北军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一部除继续围攻甘泉外，其余大部由东西两面向固守富县榆林桥之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东北军四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在红十五军团反“围剿”作战期间，中央红军已经突破天险腊子口向陕北挺进，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出了贡献。

（五）、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后，省委于7月25日和30日连续两次发出指示信，向留在根据地的鄂陕、豫陕两特委传达省委沣峪口会议的精神。第一封信是写给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和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的。第二封信是写给郑位三和鄂陕特委的。两封指示信的内容基本相同，均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的决策，要求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担负领导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任务，把现有的游击武装组织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发展成一个师，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

鄂豫陕省委的指示信于8月初交到当时在蓝田活动的中共五星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手里，后因李志英被叛徒杀害，两封信落入敌手。鄂陕、豫陕两特委与省委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去向，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力量薄弱的艰苦情况下，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8月底9月初，鄂陕、豫陕两特委分别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红二十五军在陇东作战的消息，才知道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北上。两特委遂在商南县赵川镇西北的梁家坟村会合，并于9月9日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指出，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多，而国民党军正在发动疯狂的进攻，斗争将会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对我有利，两特委又有半年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近300名红军老战士作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正确，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有根据地；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合编各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游击作战的方针应机动灵活，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议同时决定了中共陕南特委的组成人员，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琨为常委。

10月6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师下辖两个营和手枪团，约700人。

中共鄂豫陕特委成立后，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苏区的广大区域内，由东向西，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同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兜大圈子，先后打了五个来回，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反动武装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多支，从而坚持了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936年3月下旬，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东江口休整。3月23日，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由陕北来到东江口，带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以及一封简信。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将近一年，现在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看到中央的文件，听到中央的声音，全体党员和干部战士欢欣鼓舞，革命斗志更加高昂。为了使中共中央了解鄂豫陕根据地的情况，次日，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起草以“志清”（陈先瑞的代名）和“卫劳”（郑位三的代名）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出书面报告，交程福才带回陕北。

在东江口休整期间，鄂豫陕特委组织干部初步学习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