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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生活的艰辛使生性敏感的王光德对家乡均州倍加思念。在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全都没有希望之后，1969年王光德只身回到了均县。自此，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的王光德开始了流浪生涯：他到丹江库打鱼，到工程队作小工、当泥瓦匠、当木匠，到母校二中当校工……这期间，不幸的是两年的打鱼生涯使王光德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而幸运的是在流浪中他结识了武当山道长李诚玉。李道长为女性，她慈母般地关怀、帮助着王光德：她常接济王光德一些钱和粮票，她请武术高强且懂医术的赵元量道长为王光德治腿病……在与两位道长的接触中，当年在校学习即为高才生的王光德，对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很快有了最初的参悟。

转眼13年过去了，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从全国道教系统中招收一批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道人进京培训、深造，通知武当山也推荐—人，但没有合适人选。这时，武当山想起了他流浪的儿子王光德，王光德看到了一双双期望的目光。历经了无数尘世风雨和爱情磨难（一个姑娘深爱王光德，但王光德没有户口他们最终不能结合）的王光德作了最后的人生选择——出家武当山！那年，他34岁。在离开故土13年之后，王光德的户口迁回了武当山，但“职业”栏里已填写着“道士”，这也是允许其返迁户口的唯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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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州圣地：永远的沧浪绿水（7）

1981年11月，王光德到北京白云观中国道教学院深造，途经武汉时，王光德到武汉看望了正在大学历史系深造的20岁的杨立志。杨立志告诉王光德，他想研究道教文化，正在搜集资料，准备以后写这方面的毕业论文。王光德当时没说什么，但到北京后，他就常给杨立志寄道教协会的杂志，两个武当山的儿子此刻在新的生命追寻中更深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不断地书信往来中，共同产生了研究武当历史和道教文化的生命激情。

1983年，王光德在北京学成回到了武当山。而这一年，杨立志也大学毕业，杨立志的毕业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篇有关武当山历史、文化的专论。

在杨立志的记忆里，有一个人真正地刺激了他，从而使他锲而不舍地进行着研究武当文化的大业，那个人便是日本学者间野潜龙。1986年杨立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时，在图书馆查到了间野潜龙研究武当山历史的论文目录，间野先生于1958年开始发表与武当山有关的论文，其研究专题非常精细、专业。当杨立志读到这些论文目录时，如芒刺背，分外难受。史学界都知道日本学者有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的放言，难道这一幕要在武当文化研究领域重演吗？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什么也不能安于现状，坐视日本学者在中国武当史研究领域超过中国。一种文化觉醒使杨立志坐卧不安，如果我们不奋起直追，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创造新的成绩，实在是前愧对祖先，后愧对子孙。

应该说正是日本学者研究武当历史的学术成果刺激了杨立志的民族自尊心，从而激活了一个青年史学者的文化激情。

后来的年月，杨立志先后通读了《资治通鉴》、《明史》、《四库全书》的“史部”、“集部”及各个时期的府志、州志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5000余卷，翻阅了《正统道藏》等道教文献6000余卷。

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坚持在武当山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对武当山的古代碑刻资料每遇必录。有时为了多抄录几通碑文，天黑了无法下山，只好坐在山野溪涧熬上一宿；有时遇上下雨天，山高路滑，免不了连滚带爬地赶路。至于暑假顶着烈日抄碑，寒假踏着冰雪爬山，更是寻常之事。

1993年9月，当署名王光德、杨立志的中国第一部《武当道教史略》出版时，王光德、杨立志两君的似水年华已走过了12年！友情走过了12年！生命之果孕育了12年！12年里，王、杨二人对历经了千百年的武当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研究，此研究涉及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道教理论、历史、建筑、文学、艺术、民俗、武术、医药、科技无所不包。“武当文化”的概念是由王、杨二君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官方文件最早使用“武当文化”是在1991年11月。这是两个武当山儿子对中华文明的一份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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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打开这只生命之果，略微探视其中一二，便可看到武当神山何以巍然屹立于世界神山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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