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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金融消息几乎是广而告之的方式，而仍然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熟悉的方式相互间采用信件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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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种不太适应情况的影响也不应该被过分强调。现实的情况是，尽管在欧洲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自己以真正的全球业务为特征的联盟组织。事实上，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抢在电报影响到达各个大陆之前就取得了他们最大的成绩。在1866年之前，欧洲和北美之间还没有电报服务相连，欧洲与拉丁美洲的联系则出现在1869年之后，与澳洲的联系出现在1873年之后。在这些地区，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那种经常保持通信，但不是每天都保持接触的半自动管理体系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罗斯柴尔德欧洲的机构当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威斯威莱和鲍尔在马德里；塞缪尔·兰伯特继承了他岳父里奇腾伯格的位置驻在布鲁塞尔；新录用的霍拉兹·兰道先是供职于君士坦丁堡，然后又转到了意大利。但他们此时所承担的情报收集工作的作用与以前相比已经大不如前，当然那些机密的政治信息仍然非常珍贵，只有在与某个机构保持足够多的交情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在这期间，越是冷僻的代理人，其战略重要性也就越大。

1848年的危机暴露了跨越大西洋进行交易所面临的困难程度，特别是当一个单独的代理人处于在纽约拥有独立决断权的情况下。出于以一个完全的罗斯柴尔德合伙人替换贝尔蒙特的想法，詹姆斯在那一年的10月把阿尔方索派到了那儿。贝蒂在给儿子的信中透露了这个考虑当时有多么严肃。她建议阿尔方索应该很有耐心：

只有等到具备了处理美国事务的足够经验，才可以用大人物的语气讲话。首先要很尊敬对方，但是如果礼貌不起作用，你就用符合你地位和权力的精力和人格，把这个人摆回到他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如果这样做了，这位先生还是想指手画脚，让你这样那样，那么，你完全可以戴上你的手套，告诉这位先生门在哪儿

问题终于在1849年公开爆发了。“与贝尔蒙特的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她在3月24日写道：

他对别人留给他的信任一点都不感恩，甚至是在别人为了顾全他的利益和他的面子而不去撕破脸皮的时候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这对我们家族以后在纽约设立以我们名字命名的银行是不是有很大帮助美国的未来对于那些选择参与到这个大潮中的人来说，看上去是如此的恢宏，一想到这样的愿景，我就禁不住自豪，我承认，你我的儿子，将会是那家给我们这个名字增光添彩的银行的奠基人你的事业会飞黄腾达你离最伟大银行的巅峰仅一步之遥。

她在5月时告诉阿尔方索，她的计划是“看到你在美国的所有方面都能立起来从代理人的贪婪和愚蠢中释放出这个伟大的未来所以，我重复说：留在新世界——如果今后我们的境遇雪上加霜，如果旧世界注定要衰落，虽然上帝不可能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新家园”。

这个想法在1849年她儿子回到欧洲后（一般认为只是临时的）一直都还在讨论之中。“阿尔方索已经决意要回去”。列昂内尔在外德柏德见过他的侄子后这样记录道，“我们说到了有关美国业务的总体原则，但也就是到此为止。詹姆斯叔叔和阿尔方索两人都认为在美国我们能赚到大钱，因此希望继续那边的业务，而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到那边去。”阿尔方索自己说当他回到美国后，要“将那边的事务放到一个更便利的立足点上”，而卡斯特兰毫不迟疑地认为，他不久将再次离开巴黎“到纽约去找处房子。”而在纽约，也是“到处都在传说阿尔方索男爵正动身往美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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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件事情却根本没有发生，这很有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犯下的单个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一种由贝蒂的信所透露出的很大的可能性是阿尔方索不能说服自己放弃舒适的巴黎生活，而去过纽约那种还略显粗陋的生活方式。做母亲的不得不说服她的儿子，她试图把这个想法说得对他更有吸引力，她建议说，在两年的开始期之后，已经安排好计划的新银行的日常运营可以委托给“一个临时的代理负责打理，一直到家族中有人，或者之后你的兄弟可能会想要过去待几个月一旦银行建立起来，你就可以很快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亲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