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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直到1905年，罗斯柴尔德的政治立场总是有点像“旋转门的性质”：尽管家族的成员（具体来说就是纳蒂）越来越认同保守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党的联合主义——但是与格莱德斯通党人的联系渠道却从未关闭过。与迪斯雷利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的关系也并不完全和谐。1900年之后，犹太移民问题的政治化为这个家族为什么变成了自由党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说法。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相比，对政治的看法变得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在对待爱尔兰的问题上，但是与此同时也针对欧洲城市人满为患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让他们与格莱德斯通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一直到世纪之交，纳蒂才完全放弃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他父亲和祖父之前所做的一样，他仍然相信，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保证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应该受到重视。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他与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政治家，比如罗斯伯里、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阿瑟·贝尔福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在维多利亚晚期私下的政治生活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碰到这一类人，在金融城里（在纽科特的午宴上讨论金融问题）以及在西区（在俱乐部或者匹克迪利大街家里的晚宴上讨论政治问题），这些访客与其他数不胜数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是罗斯柴尔德乡间庄园（特别是特灵、瓦德斯顿和霍尔顿）的常客。很多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而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无法对他们政治界的朋友亲口说的时候，他们就写信——这对于历史学界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然而纳蒂决定在他死后把他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因此在罗斯柴尔德自己的档案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尽管来自巴黎的信件仍然可以使我们推断出很多发生在纽科特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依据的主要还是政治家们自己的文件，因此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很多让人无法解释的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作用的悬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2）

自由主义追求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自由主义追求。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梅耶和安东尼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坚定的纯粹的自由党人。梅耶击退了托利党人乡绅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海斯席位，争取到了来自福克斯通地区渔民的支持，而安东尼继续依靠党内的科博德耐特派的支持。人们听到安东尼在1866年9月宣布“我们摆脱殖民地越快，对英国的好处也就越大”——这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鼓动，对于这一时期的罗斯柴尔德来说，这句话可能会被理解成一句对毫不妥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表述。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仍然通过她们的生活活动与自由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梅耶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将继格莱德斯通之后出任首相的自由党人。

甚至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也是以公开的自由党人身份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当他们的堂兄里奥在1865年首次参与议员竞选时，他明确问投票人：“你们到底喜欢谁来领导，是帕尔梅斯顿、罗素和格莱德斯通，还是德比和迪斯雷利？”明显前一组得到了他的支持。在同一年代表艾勒斯贝利以自由党人身份参选的时候，纳蒂“一直驶到密森顿，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迎接，他们一直伴着我穿过城市，来到一片丘陵地区，像驯服的熊一样走了很长的路”。有非国教投票人问他是否支持废除教会规费，他很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支持。”这个立场让人们回想起当初他还在剑桥上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教条式的自由主义。

还应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到格莱德斯通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之前，一直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与他继续保持着联系。他在1868年12月首次获得首相职位后并没有改变他们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交往模式。格兰威尔爵士在他于次年住在门特摩尔期间向格莱德斯通转述了罗斯柴尔德对1868年选举的看法，而格莱德斯通也于1869年和1870年在匹克迪利148号与列昂内尔和夏洛特一起吃饭；也经常与列昂内尔举行“业务”会谈。比如在1869年4月，两人碰面讨论预算，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格莱德斯通在1870年和1871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期间，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会谈。他也在1874年7月到纽科特拜访过列昂内尔，而且一年之后又再次来访（尽管他的日记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