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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关系，而且有着政治上的*联盟。蒋介石在逐渐集国民党党、政、军各项权力于一身之时，便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政变。而戴季陶主义，恰恰是蒋介石借以*的政治理论准备。戴蒋之间，正是由于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周佛海携戴季陶的介绍信，必然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周佛海之所以要在此时前往汉口，也是出于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目的。他说：在“革命潮流日形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扩大，我遂决心打破共产党的排斥，要重新参加国民革命了。”35

但是，当周佛海抵达汉口时，蒋介石却于9月17日，离开武昌城外的南湖，前往江西，指挥军事去了，而未能面见，接见他的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邓演达立即去电向蒋报告，并委周佛海为行营秘书，充当助手。10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迁往武昌，住进了原吴佩孚的武昌“督署”旧址内。

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委任邓演达代理校长，学兵团团长张治中兼任教育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36　由于张治中兼职很多，所以学校的事，大部分由周佛海处理。

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往南昌。至年底，北伐军已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福建7省，实际上都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革命力量从中国的最南端，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首先表现在“迁都”之争上。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但12月7日，当部分中央委员由广州抵达南昌时，蒋介石却提议，将首都迁往南昌。但遭到各委员的反对。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扣留了路经南昌的一部分中央委员。1927年1月3日，还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的非法主张，1927年1月9日，亲自到了武汉。乘此机会，周佛海便向蒋介石密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情况。周佛海说，在他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当时最痛苦的，就是应付国共的摩擦。”他说，他已于1924年“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他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为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当时工兵队和炮兵队的学生，是从黄埔调来的，步兵学生2000人，则是在武汉新招的。我是学生招了之后，才被调到学校，所以新招的学生，三分之一二是共产分子。十六年一月蒋先生由南昌到汉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学生分子复杂的情形报告他，他要我切实的监视。”37　周佛海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

逃离武汉

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坚决主张和迫于大敌当前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但是，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种缓兵之计。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专制*，2月9日，武汉国民党左派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会议并发表宣言，强调必须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实行*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军队必须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以此和蒋介石的专制*作斗争。并提出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于1927年3月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达武汉。但蒋介石却提出只有把会议改到3月12日，他才能到武汉出席会议。蒋介石是借此达到破坏会议的目的。为了争取蒋介石出席会议，只好将会议延至3月10日，但结果蒋介石仍未出席。

周佛海不是指摘蒋介石的不当，却歪曲事实诬称坚持10日开会，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他说：“这是鲍罗廷在内主使，共产党在内作祟，要使第三次执委会议，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以通过有利共产党的决议案。”38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深入发展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的个人专制*予以某种限制，并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谭平山被推为国民政府农民部长，苏兆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