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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想，但是他还没有做出选择。

我们不能指责说苏北没有脱俗，说他应当毅然像王小波那样辞掉公职，为自己赎回自由……这没有道理。生活毕竟不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人也很难成为某种理想的符号。在你进入到“超人”境界之前，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段路铺就的是苦难和沉重……现在，苏北就走在这样的路上。当然，有一天他会走向另一条路，但那也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眼前出现了那么一条路。他面前还没有那条路的影子，还没有。

人们很快从一些似乎不经意的小事中闻出了味道，原来经常到苏北那里聊天的人现在开始回避他，对权力和利益抱着某种目的的人很快调整了策略，在能够对他们的事情产生直接影响的人那里献更多的殷勤，必要的话，他们还要装作无意诋毁苏北一下；苏北要用车，汽车经常会出现意外情况，最后他没办法只好自己打车去办事情，五分钟以后，他会在马路上看到金超坐着刚才还“不能开行”的那辆汽车扬长而过；他主管的部门逐步萎缩，直到所有人都认为苏北无足轻重而影响了别人的前程……夏昕愤怒地谴责吴运韬的行径，但是，并不影响他和金超的合作，在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一个政治核心似乎正在形成。

对于一个在凡世行走的人来说，这一切在精神上造成的创伤都是致命的。

苏北承认，在生活的浊水中间，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无能的人。当危险迫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甚至不能够使自己从恐惧和痛苦中摆脱。而这一切竟然不是源自某种世俗的对位置和利益的争抢，而是仅仅因为某种毫无用处的精神探索的渴求。

苏北承受的是世俗人的打击，而不是追求精神生活公正与崇高的人的打击，他做出的反应只能是世俗的———这时候，苏北自然要想起好朋友费黧说过的很多话语，那些话都是符合生活本质的，而苏北生活在生活的本质之外———于是，当初吴运韬任第五把手时感受的屈辱正是苏北现在感受到的屈辱，吴运韬当年搞夏乃尊、搞徐罘的精神动力，正是苏北现在所做的最后拼搏的精神动力。

这是一个悲惨的转轮，只要你上了这个转轮，就命中注定了要扮演某种角色。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这是转轮对人的选择。人在这个危险的转轮面前不具备任何自主能力。

“这非常可怕。”罗伯特·罗森说。

“前几天一个对自己的职务安排不满意的人把他的上级捆上石头，溺死在京密引水渠，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吗？你知道官场上的那么多杀人案件是怎样发生的吗？就是这样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非常脆弱，脆弱到连自己也不能控制……”

罗伯特·罗森惊讶地看着苏北，想琢磨这句话的确切意图。

“那个把上级淹死的人在被宣判死刑的时候，表情轻松，甚至还微微笑了一下……这表示他对这个结果满意。”

苏北轻松地笑起来，摇摇头，好像把一个不自信的小说构思摆脱开了一样。

这是苏北和罗伯特·罗森在北京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罗伯特·罗森往苏北家里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说他马上到上海去，到那里以后再和他联系。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罗伯特·罗森的消息了。好像这个人对于苏北和苏北周围发生的事情突然没了兴趣。

和罗伯特·罗森聊天已经成了苏北倾诉内心、审视生活的方式，突然失去这种方式，他很不适应，惘然若失。他打听不到他的下落。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开始连载罗伯特·罗森的长篇报道《灵魂的栖所———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苏北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只有褚立炀心里明白。但是褚立炀一直和苏北嘻嘻哈哈，有两次他和苏北单独在一起，说了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把报纸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你这个人，”褚立炀看着苏北，表情痛苦地说，“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苏北等着他说下去。

褚立炀像醉酒的人那样挥挥手，截住了话头———本来他想说，如果苏北不是他所了解的这样的人，他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但是他现在不能这样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他这里，不能这样办。尤其是苏北处在目前情况下的时候，他不能这样办。他已经准备好了承担后果。

“怎么了？”苏北警觉地问，“发生什么事情了么？”

“没有。”褚立炀用很职业的语气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