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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枯燥地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纪南共同参加的那个组织在清华园批斗某要人的夫人，说那时候他们的灵魂纯洁得就像水晶一样，“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他说出一部最近流行的日本小说的名字，问金超看过没有。金超梦幻一般回答说没看过。“没看过最好。”吴运韬说，“一本没有任何价值的书，就像它反映的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一样。”他开始叙述那本书。

等到金超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这个不自量力的人已经悔青了肠子，就像自己找上门来让吴运韬蹂躏了一番一样。

吴运韬站在门口望着金超削瘦的背影。

他不是要蹂躏他，他是要为这个不省心的年轻人建立一种交往规则。

金超陷入忐忑不安之中，就像和夏乃尊谈完话一样。

他找到了两个忐忑不安的来源，一是他确认自己是在寻找靠山，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太卑下了？二是，在吴运韬也和夏乃尊一样不能成为靠山的情况下，他怎么办？怎样铺设通往未来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种来源更使他焦虑，他反复叩问自己：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毫无疑问，这种事情不崇高，他的本性、他接受的全部知识教育都不认为这是崇高。但是，他又深知没有权势靠山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尤其对于渴望发展的他来说，这更是一切一切的基础。

他没有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跟纪小佩讲，他觉得这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再者，纪小佩不会理解他。

在经过很多不眠之夜之后，现实生活的教育和灵魂深处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说服了这个刚刚开始进入生活的年轻人：这完全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必要手段，我可以从我和父辈的生活中找到一万个理由，让自己相信这样做的合理性而不必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他释然了。

至于吴运韬……金超敏感地发现，尽管那场谈话中吴运韬不真诚，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金超却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指向，这表现在目光里、言谈中。有好几次吴运韬把金超拦在楼道里，说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至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就又平息了金超的第二个不安：据此他有理由认为，在他和吴运韬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他所期望的关系。他感觉生活像春天一样美好。

金超的感觉是对的。

人对政治的运作手段，常识与经验，是和这个人所处位置是否重要紧密关联的。一般来说，掌握绝对权力的人的政治经验要比其它人丰富老道，这并不是说只有丰富老道的人才能够掌握绝对权力，而是绝对权力本身给他提供了老道地运作政治的条件和手段。所以，你无法想象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会和其它领导或员工谈论谁长谁短的话题，无法想象他会浅薄地把领导间的矛盾公开暴露，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政治是一个圆球体，你可以看到一只修长白皙的手在上面娴熟地抹来抹去，但你不要指望那只手会猛烈拍打它，更不要指望那个圆球体会在哪一天突然破裂。绝对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让这个圆球体更加圆润的权力，而不是要把它打开的权力。这是绝对权力的一种本能。

但是，吴运韬就不同了。这是一个站在权力边缘的人，他掌握的是一种好看但不中用的权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像绝对权力拥有者那样圆滑老道。他还没有成精，不是他不想成精，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成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在政治层面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举动，比如直接和人谈论权力机构内的话题，幼稚地向人袒露内心渴求，等等。

吴运韬和金超的谈话在向这个单位的政治领域延伸。

金超看出来吴运韬有进行政治运作的手腕，他目前什么都不做仅仅因为还没有等到时机。在金超看来，吴运韬的政治智慧是其他人远远不具备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对领导班子成员能有多少了解呢？

金超不敢再用“衷告”的口吻和吴运韬说话了。吴运韬，这个不温不火的人，成为他精神世界里一座晦明晦暗的灯塔，他根据它调整自己的方位。

这一年北京的春天仿佛来得比往年早，刚进入四月，天气就开始转暖，和煦的春风仿佛一昼夜之间就改变了北京灰暗的颜色，道路两旁的树木都长出了嫩芽，公园里的草地正在由深绿变为翠绿，显现出只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够感觉到的浓浓的春意。黑白相间的喜鹊高高地站立树木在最高的枝头，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