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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狂热地拉他表演节目，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神色与往常不同。

“好，我给大家唱个歌吧！”他不愿意扫大家的兴。

学员们以为他在这种热闹的场合，又是唱苏联革命歌曲《红色水手歌》，以煽动学员们的革命热情。没想到大家举起手掌来准备配合他的“噼呖啪”节奏时，他却不用“噼呖啪”了，而是改唱了一只儿歌：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脑袋，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这支歌，后来代替了红色革命歌曲，蒋经国自己喜欢唱，也喜欢教学生唱，唱到赣州，唱到重庆，唱到台湾，成了一时的流行歌曲。唱歌时总是群情欢跃。

这就是人们焦急期待回来的蒋经国。这次回来跟以往大不一样，威风凛凛，带回来侍从室一个团的兵力，显然，这是保驾的“御林军”。专署衙门又恢复了武装警卫站岗的制度，站岗的士兵，全是披挂着新式装备的保安团士兵，气势慑人。蒋经国的家也搬了，搬进了警卫森严的保安司令部的特务室，人们再去找“蒋经国同志”就不太容易了。这一切告诉人们，从重庆回来的小蒋已经不是离开赣州时的小蒋了，蒋经国变了，他已经根据他老子的意旨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作出选择之后，他采取了两手策略回击那些指向他的诋毁和暗箭，一手是表###迹，洗刷自己；另一手就是对共产党下手。

他邀集智囊团成员研究对策，并提出要写一篇澄清是非的文章，以蒋经国名义发表，向外界剖析事实真相，以正视听，表示不怕恶意攻击，继续推行赣南新政的决心。起草文章的责任落在《正气日报》主笔高理文身上。高理文从高处着笔，说明蒋专员来赣州的目的，只是在抗战的大前提下，为赣南老百姓，尤其是穷苦的老百姓谋福利，建设新赣南是为了支援抗战，并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更不是实行共产党的主张，以具体事实反驳各类攻击。文章写成之后，经由小蒋审查定稿，定名为《是非辩》，发表于1940年4月1日的《正气日报》和《新赣南月刊》。此文一出，改变了一些人，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某些人的视听，取得了他们的谅解。

变脸是迟早的事（2）

但国民党高层老爷们听其言不够，还得观其行，看他敢不敢对共产党变脸，对共产党下手。

对共产党下手，他并不情愿，而且很痛苦，刚回赣州那几天精神苦闷，拼命抽烟。但他既已作出了选择，不变也不行。当时在赣州小蒋身边工作的人，也看着小蒋一天天在变脸。政治口号从“建设人人五有的新赣南”，变成了“建设人人五有的三民主义新赣南”，许多类似左倾的做法也大大收敛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位的升迁，老蒋庭训的鞭策，以及当朝形形色色夤缘时会的政客不断的吹捧、举荐和拉拢，使他日复一日地变了。他每去一次重庆回来，连外在的音容状貌，都会有几分不同的味道。但这次回来是大变脸，与以往的渐变不一样。

雷宁住在动员委员会里，看到专员公署的门里又多了些陌生人进进出出。

从重庆刚回来的小蒋，遇到雷宁高兴地说：“这番人多了，好办事！”雷宁没有搭腔，他觉得这类人多了，是难办事，会搅事。

葛洛也遇见了他，他告诉葛洛他的办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务室那儿去了。实际是隔绝了与身边中共地下党员的联系，好放手让特务去抓人。

三青团宣传组的朱承熙、王重实，赣县生活书店的吴越、傅命绪等几位同志已先后被捕了。雷宁立即去向江西省委报告，已经到了必须撤退的时候了。

有一次，在三青团编《江西青年》的赖天球偶然在街上碰到周百皆秘书，周百皆急急忙忙告诉赖：“情况很严重，你要作好必要的准备。”

赖问：“蒋主任意见怎样？”

周摇头说：“他自己也被人在老头子面前告了状，处境也很不利……。”

接着，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熊式辉来电报，命蒋专员将他的智囊核心成员四大秘书和葛洛、雷宁等捉拿起来送省保安司令部（熊兼司令）候审。

不几日，省党部调统室、中统江西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冯琦，和省党部第四行政区党务督导员叶竞民找到蒋专员，拿着一份大逮捕名单逼他签批（蒋经国与熊式辉和各派系特务有约在先，无论谁要在赣南抓人，都必须有他的签字批准）。他往名单上一看，黄中美、高理文、周百皆、徐季元、葛洛、雷宁……。

这不是要砍掉他的左膀右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