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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尚未形成新的格局和一套新规则。我们的遏制战略因苏联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意义。

然而，不论世界与以往如何不同，美国仍是世界的领导。我们仍是西方安全的基础，新获得自由的东欧国家也日益指望我们成为它们安全的基石。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美国这样受到信赖和尊重。这种信赖不仅出于对我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敬佩，而且是由于我们信奉的民主价值观念的强大威力。我们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不是靠军备竞赛，而是靠无往而不胜的民主理想，它最终被证明优越于任何与竞争的意识形态。民主、男人和女人的权利、自由市场力量等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看到这些原则正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生根开花。

在这个新的世界上，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为重要。决定新秩序的因素是贸易关系，是信息、资本、技术和货物的流通，而不是部署在边境互相对峙的军队。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发展核武器、恐怖主义或专制统治寻求强权的国家无异水中捞月。它们永远没有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军事经济力量相抗衡。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情况，人们就会明白一个国家是如何慢慢地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中国的繁荣和发展是通过中国人民创造力和创业精神以及开放政策取得的。在越南，他们正请进美国企业家医治经济灾难，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他们的这种想法。

现在全球各地都在寻求和解，化干戈为玉帛，我对此欢欣鼓舞。由于交战双方精疲力竭，通过外交调停，特别是联合国的调停，曾经是不可调解的冲突现在得到了解决。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中东和平进程，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都是明证。这些国家前面的道路不会是笔直平坦的或不再有暴力，但我相信它们最终将致力于和解。

不过，现在并不是一个没有战争和冲突的世界。波斯尼亚和车臣提醒我们，使我们看到派别和民族主义情绪所蕴含的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误用于政治目的，具有破坏欧亚大陆下腹部地区之稳定的潜力。核扩散虽然只限于少数几个缺乏责任感的国家，但仍使地球笼罩着一层阴影。而且当前我们正在看到，无政府主义、部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一些国家，如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和塞拉利昂正在死灰复燃，使社会又陷入一片混乱。每天晚上这些地方的悲惨景象都通过电视送入我们的起居室，我们自然想做一些事情减轻他们的痛苦。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想助一臂之力的愿望与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计算发生冲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随之威胁了沙特阿拉伯和石油的自由流动，那次危机与我国有重大利害关系。而最近的这些国外危机都与我国利害关系不大，不涉及我国的任何条约义务和国家的存亡问题。这些危机唤起的是我们的人道主义天性，它与条约义务或国家生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美国人乐于动用自己的外交、政治和经济资源帮助他人。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随时准备让身穿军装的儿女到远离祖国的地方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只是由于我们这样做了，索马里人才在1992年那样迅速地免于饥饿。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一旦发生交战——像在索马里那样——而危及美国人的生命，我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求知道是为了什么重大利益而做出那种牺牲的。

我认为不大可能再出现一种像旧的遏制战略那样一成不变地确定我国世界角色的新战略。这个未定型而又未命名的新时代展示了光辉灿烂新篇章的前景。当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国没有在任何地方与别国交战，同时我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出于遏制战略的需要必须去支持不遵守公认民主原则的令人讨厌的政权。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我们在冷战中的胜利。在东西方对峙、互不信任时代，时刻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怕的核毁灭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军事力量一度可与我国抗衡的那个扩张主义的专制帝国已经解体，它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由经济制胜过了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这是自由的胜利，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世界的财富。能够参加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时代的斗争，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在国家安全岗位——无论是军事岗位或是文职岗位上工作期间，一直注意不做带政治色彩的事，不说带政治色彩的话。用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丢掉一个军人一生养成的习惯。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的过程中，我渐渐丢掉缄默的习惯，我的人生哲学也在发展。最需要指出的是，我对我国目前的企业活力印象至深。自由企业制生机勃勃，运转良好。老企业摆脱了陈规陋习，恢复了竞争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