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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我今天当着面给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看这白话文多啰嗦呀？如换成文言，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哈哈哈！”

辜鸿铭只管靠在椅子里吸烟喝茶，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待过足了烟瘾，刘二来唤他时才缓缓地起身。临走前，他古怪地盯了胡适一眼，又用英语说道：

“你不该狂！我读过你用英文写的文章。”

他不满地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哪天我有兴趣见你，你可来府上看看我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春秋大义》，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

胡适并没有气馁。他是个具有多重面具的人。如果说一心做圣，又率性狂为是他的脾气，那一遇压力就要反弹更是他的性格。他自认为对墨家学说已烂熟于心，但还是全身心地备起课来。他知道还有一支与他年龄相仿又学问扎实的劲旅在等待自己，他必须征服他们的挑战和反抗，直至最后征服北大，征服整个中国思想界。

可是越急于成功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丑。胡适的第一次哲学讲座就让他出尽了洋相。

那一天也真不凑巧，章士钊、马叙伦的讲座与他同时举行。他先被章士钊的气势震住了，章氏早年留英，主攻逻辑学，“逻辑”一词就是经他在《国风报》上直译而来的。在此之前学界都译为名学和伦理学，或仿日本译为理则学。那天海报贴出后，真不知从何处涌来这么多学生？教室里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翌日，移到大教室，可坐四五百人，仍拥挤如故。最后连窗外和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北大开校外旁听生之先例由章氏始。章士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讲起他的《逻辑学指要》。

而马叙伦呢，则是专吃老庄饭的行家。这位后来被胡适耿耿于怀地划入“温州派”的大学者，是温州硕儒陈介石的高足。讲起老庄真是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常会仰起头进入一种类似逍遥游的忘我境界。

胡适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压力下走上了讲台。开始听课的也不算少，连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也来傅斯年可是当时全校学生公认的“无冕之王”，在同学中学问绝对第一，顾颉刚也只能屈居第二。听说傅斯年来听胡适之了，对面马叙伦那边就溜过来一大群学生。瞧他那副派头也越来越像黄侃了，穿一身宽袖大褂，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傅斯年见大家都等他发话，诡谲地瞟了一眼讲台，对顾颉刚、冯友兰和毛子水说：

“我是来看胡适之胡说些什么的，千万别当真！”

胡适也隐隐地感觉到教室里的躁动声，他终于听到了一些不愉快的议论，思绪马上烦躁起来。

“听说他是靠用英文翻译孔子和墨子才当上博士的。”

“此人除了胆大皮厚，别无任何学问！”

他突然想起了在康乃尔大学第一次选修讲演课时的情景。那是1912年的夏天，在这以前他已有多次公开讲演的经历。可是当他被教授叫上台练习讲演时，魔鬼突然缠住了身心。那天虽然是盛夏，他却开始浑身发冷，颤抖不止，人必须扶住讲台才能说话。他隐隐觉得这种感觉又开始袭来，讲话也开始结结巴巴，可是今天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无名小卒一种强烈的领袖意识使他很快镇静下来，他自信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能镇住台下那帮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并把另外两个教室的学生吸引过来。

命运真的和初来北大的胡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几天下来，听课的学生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班长一人班长是位老实人，见胡适问他为何不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生如果再走的话，就没人帮先生解围”

胡适真是感叹啼嘘，差点掉下眼泪。他又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最令他伤心的问题：

“他们为何都不爱听我的课？”

班长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老实话：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听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虽然也有些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终究不见其大，也不合中国人的人生标准。”

胡适终于悲凉地垂下那颗骄傲的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抱来一大摞章太炎和国粹派的书，从此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地潜心研读。他发誓要憋足全身力气反弹，他终于选准了一个雪耻的突破口，那就是他的——“哲学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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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秋风四起，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