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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称他们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攻击新派的主张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云云。

历史决定了蔡元培必须无法回避地走向前台公开应战。

自上午开始，校长室里的来访者就络绎不绝。有同情的，有愤懑的，也有打圆场安慰几句的。直到学士居的小伙计，送来几样素菜时，耳根边才清静下来。他有些累了，拿出锡制酒壶，想独自喝上几盅。正在这时，陈独秀又领着钱玄同和刘半农闯了进来。

陈独秀橹起衣袖，手指着他的两位哼哈二将，袒露出一种草莽之气：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还敢叫板。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们几位帮你做掉他！”

刘半农也跃跃欲试，又想玩一回“双簧戏”过把瘾似的说：

“不是吹，写这种文字，只要我和玄同联手，真可谓天下无敌手也！”

蔡元培无奈地放下酒杯，客气地请三人入座，深思熟虑地说：

“既然由我而发，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他信中的语气还算客气，我完全有把握说服他。”

钱玄同见他要摆出一副坐而论道的学究姿态，不禁着急起来：

“蔡先生，你别看他一口一声太史公，可他以清室举人自居，声称至死不改其操。还攻击宣传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像这样，天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做国文教授语言手段均卑劣之极，对这种文痞，惟有痛斥一法！”

蔡元培无奈地摆摆手，解释道：“各人都有各人的论战方法，但对我来说，辱骂和讽刺可能并不适宜呀！”

三位好斗之士终于走了，他也酒兴索然。干脆闭门谢客，伏案沉思，提笔一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他不仅是在回答林琴南的挑战，也是在回答几年来社会上各种旧势力对他和北大的攻击。在这封长信中，他一反林氏诬蔑谩骂的手法，以一贯来的谦和婉转而理足气刚的语句，逐条批驳林氏的攻击，并不时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林琴南进行反击。重申了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张。

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

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

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

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

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

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

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

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

《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

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

《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

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

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

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

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