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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勉强编制了一份收支大体平衡的预算。不料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一百八十五万元的军费清单。梁启超岂敢不给报销？之后，各种报账单如雪片般飞来。如全部报销，那赤字将高达六千万元。他苦于无奈，只好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想让全体阁员出出主意。不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段祺瑞又雪上加霜，强令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付提出的六百万元分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供陆军部随时支用。在这种情况下，他空怀救国大志，还能做什么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辞职。他就是在去年继段祺瑞引咎辞职后，趁机交出仅仅把玩了四个月的总长大印的。

也许是蔡元培早年曾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杜伯斯古对这位温和的中国自由派思想领袖有一种天然的仰慕之情。环顾中国文化界，惟有北大还是一座充满独立向上精神的思想重镇。她像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普天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学子。又似黑暗中闪亮的星斗，给夜行者以抗争的勇气和希望。

这位《巴黎时报》的主笔，对正在掀起的文学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导致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经他再三请求，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和胡适。几个人在景山东街的校长室，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

杜伯斯古一开口，就让人领教了法兰西民族的思想锋芒。他神色冷峻地点燃了一支雪茄，瞪直眼直率地说：

“目前的中国只能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领地和城堡都已被封建郡主瓜分完毕。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康有为已成了一块老石头，又臭又硬。梁启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党，实现政治理想，但已被现实撞得又退回了书房。在我的眼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或落后，主要看他是否拥有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是看这个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最大的黑暗就是从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识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残这帮民族的天才。可是，在这野蛮帝国的心脏，却令人惊喜地冲出了一群盗火者。他们高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唤醒了沉睡的奴隶，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今天，请允许我从欧洲大陆向你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致敬。同时，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前景又如何是想按‘三民主义’建国，还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或者说是模仿英、美、法等欧洲的政治体制？尊敬的蔡先生，对于您和欣欣向荣的北大，我已有所了解。这个问题，我想请陈先生和胡先生回答。因为按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您请来的两位战将。他们的观点，自然代表了您的思想主张。”

蔡元培微笑着眯细眼，倚靠在椅子里。

陈独秀见对方如此坦率，顿时来了情绪，他悠悠点燃一支烟，抢先接住了话题：

“我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就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还认为法兰西的三大文明构成了人类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理论。我还进一步发现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点差异。一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和虚文为本位。后来又著文指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在于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我很同意您对中国黑暗政体的精辟见解，还想请您把视点投向国民的灵魂和素质。我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目前完全是一盘散沙，一群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的奴隶。我建议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我是想借新文化运动发起一场思想革命，先清除国民灵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发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激发反侵略、反专制的爱国热情。当然，思想革命必然发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孙文也只能到处碰壁。我认为中国要发动政治革命，首先要发动民众除去三大公害。一是军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今天来谈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处于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手段，艰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的阶段。但是我并不排斥将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军阀，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科学、人权的新中国。因为我和蔡先生，当年就先从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图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在北京这样一个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躯，让北大成为一个聚集天下各种自由思想和学说的大本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连诸子百家自由争呜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