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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

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他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的。在他看来，随着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恨而死，时局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位羽翼丰满，曾经用当年袁氏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两面威吓”的招法，逼迫主于交权的段祺瑞，自认为可以趁势登上总统宝座。没想到当时的北洋集团内部和西南护国军，以及南北方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完全把这位皖系首领放在眼里。出于无奈，他只得暂时推出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他原以为对方只是个傀儡和摆设，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重兵在握颐指气使的派头。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位在袁氏手中优柔寡断，言语谦卑的驯眼工具，也居然真的拉开了大总统的架式，向这位纵横捭阖的铁血总理过问起军国大事。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化成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的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冲突，被好事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府院之争”。1916年的夏天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季节，经过二十多天吵吵闹闹的较量，国会中的民主势力又暂时占了上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早已名存实亡的共和制好像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他，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他乘坐的法国邮船是11月8日抵达上海的。他带着一个多月的风尘携妻儿刚到惠中饭店，就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昔日同盟会的军事首领，四十三岁的黄兴黄克强已于八日前不幸病逝。他于翌日清晨匆匆赶往福开森路黄兴灵堂吊祭，也就是在他刚走进灵堂时，又一道急电传到了上海：西南护国军蔡锷将军于昨日辞世。上海的革命党人终于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接连几天里，他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以主丧友人的名义照料一切，接待包括黎元洪特使在内的中外人士。面对着神情黯淡，面容憔怀的中山先生，他突然意识到了肩头的责任。以前他聊以自慰的是，尽管孙先生一生挫折，屡战屡北，但凭借身边拥有宋教仁、黄兴这文武两大主将，再造共和的伟业还是充满着希望。在他眼里，宋教仁是继孙先生外，真正具有党魁才识的人。辛亥革命后，眼看着大总统宝座将拱手相让，许多人痛心疾首。宋教仁却冷静地说：

“先借他们玩几天，我会设法拿回来的。”

这位身材短小，留两撇细胡的“桃园渔父”果然不负众望。先是在国会中提倡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架空袁氏权力。又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了同盟会，重建国民党。在上层四处游说，将许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要人拉入党内，使新组建的国民党很快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如今，将星纷纷陨落，幸存者的担子陡然加重。

关于这次北上，多数的朋友劝他不去就职。广西马君武尤其反对，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民国以来不知换了几任校长？如今胡仁源又当不下去你去了如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也有少数朋友却说，正因为它的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了，也算尽了心意。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来到中山先生的寓所。

客厅的落地窗外，飘来几片落叶，触动了他俩的愁思。以往与中山先生会晤，都是陈其美安排的。这位在上海租界和帮会势力中游刃有余，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始终不忘他在邹容纪念塔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那还是十年前的旧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闷的夏日。他和蒋维乔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先在四马路工部局巡捕房接出了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当夜送他登上赴日本的邮船。又于四日后清晨，率中国教育会和中国公学的三十余名学生，在南市大码头乘船前往一个名华径的小镇。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那天在邹容墓前却声泪俱下，格外激动。陈其美说他就是被那次特别警策的演说感动了，才毅然回湖州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如果说宋教仁和黄兴在党务和军事问题上与孙先生还偶有龃龉的话，那么这位在光复沪杭之役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首任上海都督，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却始终是追随先生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个下午，孙先生眼看着辛亥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联想以前对袁氏的种种幻想，心有隐痛，也就弥足珍惜地向他讲述起当年陈在争夺都督一职时的胆魄和理智。

这真是民国史上一场罕见的较量，光复上海的有功之臣为了都督这个头衔争执不休，都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一方是商团代表和起义军官，坚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