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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代的清官。具体地说，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实力的好人只有吴佩孚而在知识界，就是我们这批欧美派的实干家。只要我们能携手联合，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中国不是有救了”

蒋梦麟也听得热血沸腾起来，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谈家，一下子就把两位学者对社会和政治的主角意识鼓动了起来。

胡适还有点不放心，问：“吴佩孚这人看来很革命，还同情学生运动，但他能买我们账”

丁文江悠然一笑，说：“你们应该有所耳闻我和政界要人的关系。说实话，我已通过吴的两位军师孙丹林和白坚武，多次传递过信息。吴的意思要我们先在知识界行动起来，造些舆论，他执政后马上组织好人内阁，学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个人终于眉开眼笑地边吃边谈，好像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当下决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个“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组织大纲。并设法争取《晨报》支持，尽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在策略上胡适提议梁启超的研究系多是名声不好的旧政客，应尽量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正在各种主义中徘徊的胡适，终于和陈、李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心想做圣人的胡适一开口谈政治，就把天下人吓了一大跳。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带着少年人的轻狂，湮没了昨日那个学者型的胡适。为了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位烈士，胡适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没字碑歌》。诗中竟反复出现这样的字句：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老先生们不高兴了，辜鸿铭在校园里摇着脑袋叹息：“这像什么诗？胡适总是胡说。”而李大钊和他手下的那帮红色少年，却欣喜地注视着胡适的变化。他开始南下了，先上海，后江苏。安徽，频繁地与政界、学界接触，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写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而在这一年秋季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向师生疾呼：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上海有位叫朱谦之的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正和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合译一部新的马列书。他以前曾劝胡适参加共产运动，被拒绝最近看了胡适的诗文和演讲，以为他思想激进了，又来劝说胡适向左转。后来朱谦之被捕时，曾在报纸上公开过这段秘闻。

中国的许多人，不相信朱谦之会去劝说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袖参加革命，而胡适居然未加避讳地点头承认

5

遥望1921年的中国，天空中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声音。这时，一个外国人来到了北京，他是想来听所纯粹的学者们的声音，为此，他慕名拜访了辜鸿铭。他，就是英国大文豪毛姆。

毛姆是专为辜鸿铭赶来北京的，他在英国就拜读了托尔斯泰于1906年给辜的长信。又翻阅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对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

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请一位英国朋友安排这次约会，傲慢的英国人信手开了一张条子送去了，说是请老先生过来坐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边却一点也没有动静。待毛姆明白过来，主动上门拜访时，这位倔强的老人先让他领教了轻蔑的代价。

毛姆是坐着轿子迷迷糊糊飘进这条清僻的小巷的。印象中先是穿过一个破败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用毛笔书写的对联。毛姆恭敬地坐了下来，心想这些大概就是孔子的语录吧？

毛姆等了一会儿，那位领他进来的仆人带来一壶茶，两个茶杯和一听纸烟。当他泡好茶出去时，辜鸿铭来毛姆连忙起身，辜鸿铭毫无表情地挥挥手，两人一齐坐了下来。辜鸿铭盯着他说：

“你想来见我，真是非常荣幸。因为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