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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发言。我严正指出中国在对德宣战后，既已声明废止中、德间一切约章，胶州租借条约原系德国以武力强行索得，自当废除。而且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特权转让给其它国家；因而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

梁启超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很有见地。”

顾维钧苦恼地垂下脑袋，说：“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早已预谋好的命运已在等待我们。”

梁启超惊愕地抬起头，听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不祥之音——

“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为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问题秘密议定了《山东问题换文》，规定了日本享有在山东筑路，在青岛和济南驻军等一系列权利。所以日本以此为依据，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向欧美各国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这就使中国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我们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视，山东问题一直拖到第14次会议才提出来讨论呢。”

梁启超终于愤怒了，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并为其忠心服务过的段氏政权，更愤怒于中国政府的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责问道：

“你们来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怎会一无所知”

顾维钧的眼眶里突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委屈地说：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陆征祥一人外，我们全被蒙在鼓里段祺瑞的态度是，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许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刚上台又没参与私订密约，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将损失缩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所以这些天陆征祥整日吃喝玩乐，非常轻松。梁任公，国之安危，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你我二人了！”

梁启超突然觉得五雷劈顶，眼冒金星，整个世界都疯狂地倒旋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扳紧桌子一角，才没摔倒在地。刚痊愈的肺炎又因剧烈的干咳，呕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时，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将要压在一介书生羸弱的肩上，顿时哀情大恸，与顾维钧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法国人以为碰到了疯子，忙四处躲避。

梁启超一回旅社就开始发烧咯血，他已顾不得身体慌忙叫来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舆论压力，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竭尽全力对英、美、法等国开展外交攻势，力争挽回败局。

蒋百里不愧是位军事战略家，他悲枪地譬喻道：

“我们好像是一支已被统帅部出卖的军队，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巴黎将导火线引向国内，借用民间的力量点燃火种，逼迫敌方投降。”

丁文江这位留英回国的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一生主张用科学精神做行动的巨人。他已应蔡元培邀请，加盟筹建了北大地质学研究所。他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唉！这些年军阀政府忙于争权夺利，穷兵黩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松了对大学和报刊的控制。以我之见，汪、林等下台官僚包括中国的工商界，根本没有力量给安福国会施加压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几千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才是我们要点燃的火种！”

梁启超闻言大悦，连夜带病起草电文，拍发给国内。此电迅速在上海《申报》发表，国人大惊。从此国内的爱国力量，一直与梁启超频繁联络，始终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

梁启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场维新运动领袖的巨大影响，以其“善辩”的外交魅力，很快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众多法国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见到了十年来梦寐已久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学巨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他特别喜欢同法国学者打交道，有约必赴，甚至与丁文江戏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书呆子都要成为我的知己”

而那位美国国务卿蓝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动突然在大会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先移交协约国，表现出反对日本吞并山东的倾向。日本政府闻讯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签订的《英日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胁迫英、美。并严厉训令其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如果再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一天晚上，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