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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在夏天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并通过杨杏佛，将该党的《政治主张》等文件信任地送给蔡元培。蔡元培的脸上又开始溢出了血色，在1931年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他们秘密集会于亚尔培路，商定了一个倒蒋的行动计划。参加那天会议的还有国民党左派陈铭枢，邓演达先分析了局势。他说去年的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又在年初软禁了胡汉民，一下激起了两广派军阀政客的反蒋浪潮，宁粤对立已成定局，蒋介石处境十分不利。我打算利用老蒋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之际，迅速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公和我、陈铭枢领衔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为借口，建立起反蒋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政党。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邓演达一气说完后，就不无担忧地盯着蔡元培问：

“蔡公，我是军人，你可以犹豫，也可以退出，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蔡元培异常冷峻地沉默不语，眼前恍惚闪现当年参加暗杀团，胆气冲天地歃血盟誓的情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站起身幽默地拍拍杨杏佛的肩膀：

“既然要做掉脑袋的买卖了，总得找个去处喝杯夜老酒”

邓演达迅速地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还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的嫡系“黄埔同学会”相抗衡。蒋介石深为忌恨，不惜悬赏三十万元捉拿邓演达。就在8月17日这天，当他在愚园路出席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邓演达很快被秘密押往南京，蒋介石起初觉得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但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和孙科以逼蒋下野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这位教育长。蒋介石终于在下野前动了杀机，于11月29日夜晚派他的卫队长，诡称要将邓转移到汤山，在半路上杀害了这位年仅36岁的忠勇之士。

宋庆龄是从何应钦处得知噩耗的，起初还将信将疑，她立马赶往南京质问蒋介石，并要求眼邓演达见面。她这次来有意不住官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还拒绝乘坐当局预备的轿车，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见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露了真情。宋庆龄愤怒至极，一下子就把茶桌掀翻了，吓得蒋介石慌忙躲上楼去。

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连夜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并请杨杏佛等人译成中文发表。她悲愤地向天下宣告：“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于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之勇士邓演达残遭杀害，即其一例。”

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蔡元培的心境也恶劣到了极点。令他失望和生气的事实在太多，老人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和发怒。1932年的1月29日，日本驻上海的侵略军向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四十多架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航空母舰上呼啸而起，炸毁了上万家商店和工厂，也炸毁了矗立在闸口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这是张元济集毕生精力建造的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设备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远东也无与匹敌。而五层楼的东方图书馆里，还收藏着几十万册珍贵图书和各种善本古籍以及古画。

在商务印书馆被焚烧的日子里，老人强忍悲痛，不时仰望天空。只见无以数计的纸张、油墨燃烧时形成的强大气流，把灰烬和纸片卷上天空。黑沉沉的纸灰形成了一层厚幕，冬天的阳光竟难以透过。纸灰随风飘落，飘落到城郊四处，飘落到静安寺一带，也飘落到两位老人的寓所。

面对随风回旋的纸灰，张元济和蔡元培几乎抱头痛哭，呜咽得说不出话。蔡元培立即与国立大学校长王世杰等人致电国际联盟抗议，强烈要求迅速制止日本焚毁上海文化机关的暴行。

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也知势单力薄。在这法西斯新军阀一党专制的白色恐怖下，在这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府面前，难道真有何主权和尊严可言但是，也许正因为他是书生，才敢凭一腔热血势单力薄地拼死呼号。既然生命已来日不多，为何不长歌当哭敢恨敢爱一回

他终于迈出了生命中最勇敢的步伐，为了在没有民主和人权的中国，捍卫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力，他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一起，发起组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