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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