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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了解几点；这一点上我比较能够胜任，因为我从前曾在大法官法庭上打过一场历时很久的官司，花了不少钱才得到判决，几乎搞得倾家荡产。他问我裁决一件案子的是非一般需要多少时间？得花多少钱？

如果判案明显不公平，故意与人为难，或者欺压一方，辩护人和原告有没有申明抗辩的自由？是否发现教派或政党对执法的公正有影响？那些为人辩护的律师是否受过衡平法常识的教育？他们是否只了解一些省、国家及其他地方性的习俗？律师或者法官们认为自己有任意解释法律的自由，那他们也参预起草法律吗？他们会不会在不同的时间为同一桩案子一会儿辩护，一会儿又反驳，还援引先例来证明自己意见前后矛盾却依然有理？律师这一帮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为人辩护，发表意见，是否有经济补偿？尤其是，他们允不允许被选为下院议员？

他随后又对我国的财政管理进行攻击。他说，他认为我的记忆力很差；我算算我们的税收每年大概是五六百万，可我接下来又提到了各项开支，他就发现有时超支一倍还不止。这一点上他记的笔记非常具体详细，因为他说他本来倒是希望了解一下我们的做法或许对他是有用的，计算时不会被人欺蒙。但是，如果我对他说的是真的，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王国怎么也会像私人那样超支呢？他问我谁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又上哪里去弄钱来还债？听我说到那些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战争时，他非常吃惊，说我们一定是一个好争吵的民族，要不就是我们的四邻全是些坏人，而我们的将军肯定比我们的国王还有钱。他问，除了进行贸易。订立条约，或者出动舰队保卫海岸线之外，在我们自己岛国以外的地方还有我们什么事？最令他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他听我说起一个正处于和平时期的自由民族居然还要到国外去招募一支常备军。他说，既然领导统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认可的代表，他想像不出来我们还要怕谁？又要同谁去战斗？他说他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一个人的家由他自己或者子女家人来保护，难道不强似用少许钱到街上胡乱找六七个流氓来保护？这些流氓要是把全家人都杀了，不就可以多赚一百倍的钱吗？

我通过计算几个教派和政党的人数推算出我国的人口总数。他笑话我这种计算方法，说这方法真是离奇。他说他不明白那些对公众怀有恶意的有人为什么非得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不让他们把自己的主张隐瞒起来。无论哪一个政府，要是它强迫人改变自己的意见，那就是专制；反过来让人公开自己对大众不利的意见则又是软弱，虽然可以让人在自己家里私藏毒药，却不能让他拿毒药当兴奋剂去四处兜售。

他又说，我谈到贵族绅士的娱乐活动时曾经提到了赌博。他想知道，他们大约是什么年龄开始玩这种游戏？玩到什么时候才不玩？要玩掉他们多少时间？会不会玩到倾家荡产？卑鄙邪恶的人会不会因玩这种游戏的手段高明而变成巨富，以至我们的贵族老爷有时也得仰其鼻息，终日与下流人为伍，完全不思上进？而赌输之后，贵族老爷们会不会也去学那些卑劣手段并用之于他人？

他对我叙述的我国近百年来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他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恶果。

国王在他另一次召见我的时候又不厌其烦地将我所说的一切扼要地总结了一下。

他把自己所提的问题与我所作的回答作了一番比较，接着把我拿到他手里，轻轻地摩挲着我，发表了这样一席话，这席话连同人说话时的态度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小朋友格里尔特里格，你对你的祖国发表了一篇最为堂皇的颂词。你已十分清楚地证明：无知、懒散和腐化有时也许正是做一个立法者所必备的唯一条件；那些有兴趣、有能力曲解、混淆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我想你们有几条规章制度原本还是可行的，可是那一半已被废除了，剩下的全被腐败所玷污。从你所说的一切来看，在你们那儿，获取任何职位似乎都不需要有一点道德，更不用说要有什么美德才能封爵了。教士地位升迁不是因为其虔诚或博学；军人晋级不是因为其品行或勇武；法官高升不是因为其廉洁公正；议会议员也不是因为其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不是因为其智慧而分别得到升迁。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一直在旅行，我很希望你到现在为止还未沾染上你那个国家的许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以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你口里挤出的回答